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制度需立法补漏/苏建召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15:37:15 浏览: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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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大代表违纪的案例不断被媒体曝光，而处理结果总是在该代表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被判处刑罚后才被人大常委会终止或罢免代表资格。为什么这些“生病”代表不能被及时清理出人大代表队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制度存在漏洞。
众所周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宪法确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代表人民对“一府两院”行使绝对监督权。而这种监督权最终要由人大代表来具体行使，所以人大代表必须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遴选出来的先进分子。唯其如此，人大才能较好地履行监督职责。然而，近年来，一些人为了个人私利混入人大代表队伍，把代表资格及代表履职的权力作为个人胡作非为的“护身符”，一定程度上败坏了人大代表的良好形象，而这与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制度至少存在四处疏漏有着直接关系。
其一，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不是人大常委会专门常设机构，使其无法开展常态化的审查和监管工作。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条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1条等规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由于不是常设机构，该委员会在人大会议闭会期间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更遑论监督代表。
其二，法律没有赋予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必要的监管代表职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只有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才有权对代表说“不”，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只对选举工作进行形式审查。由于对代表缺乏常态监管职权，无法于事中进行监管，往往是某代表东窗事发后，人大才通过罢免或接受辞职等程序终止其代表资格。
其三，罢免的法定条件严重缺失，致人大机关罢免事务神秘化。罢免是人大机关开展监督的一项重要职权，这种监督既有对外部官员的监督，又有对代表队伍内部成员的监督。然而，如此重要的权力，宪法和法律均未对其适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既不利于保护守法代表的权益，也不利于打击违法代表的恶行。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立法上的一大疏漏。
其四，对违反代表义务的情形没有纳入停止或终止代表资格的条件，致某些违法乱纪的代表有恃无恐。代表法对人大代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等，这当然是人大代表履行监督职责必备的素质要求。笔者认为，当代表不能达到这些要求时，就应当及时将其清理出去，以保持代表队伍的纯洁。现在的问题是，在代表法中，无论是停止代表资格，还是终止代表资格，均未涉及代表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形。这样，代表法中关于代表法定义务的规定便形同虚设，失去了相应的威慑力和约束力。如此，代表违反法定义务现象的出现便不足为奇了。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设为专门机构，并赋予其对代表资格的全面监督管理职权，同时，将违反代表法定义务的情形纳入停止、终止代表资格的法定条件。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13年1月28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业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业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
湖北省地方税务局：
你局鄂地税发〔1994〕049号《关于金融机构贷款业务与转贷业务划分不清应如何征收营业税的请示》收悉，对来文所提问题，根据现行税法规定，批复如下：
金融机构的自有资金贷款业务与转贷业务应划分清楚各自的营业额，分别计算应纳营业税额。未划分清楚各自营业额的，一律按自有资金贷款业务征税。
特此批复。
1994年11月12日
科技立法的六大误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的几点建议
袁国顺
误区之一：强调科技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科技法作为法律的普遍性的要求和特点。法律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国家强制性、普遍性和程序性的外在特征。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在强调调整方法主要是肯定、鼓励、倡导的同时，忽视了法律的 国家强制 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以《科学技术进步法》为例，三十多条应为模式中只有二条有对应的违法后果，致使大多数应为模式得不到法律约束力的保障，对于应为模式不作为 的行为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干涉。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包含表现着普遍性。矛盾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就会丧失它原有的共同性质而具有另一类事物的共性。笔者认为，科技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不同于一般的调整方法，侧重于鼓励、引导、倡导，等等，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法律的普遍的调整方法，即检查、强制、制裁等法律手段。也就是说，科技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离不开法律的普遍性特征，离开了法律的普遍性特征，科技法也就不是法律了。
科技法律之所以要体现强制性的特征，不仅因为作为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应这样做，而且在于科技发展规律都表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即具有一种由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所决定的非遵守不可的强制性。科技法律失去了强制性的特征，也违背了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
误区之二：在借鉴外国科技立法经验的同时忽视了科技法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国情是：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具体到科技方面的国情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 战略思想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在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阻碍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不利因素，多数企业还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全社会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还未 形成，科技投入过低的状况尚未改观，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等等。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外国不一样，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和外国不一样；干部的管理体制、机制和外国不一样；人们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和国企领导在对于科技投入、科技人才、科技政策和创新的制度环境等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待提高，观念上还有待更新；我们要实现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还必须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国家在科技进步的措施上还急需强化：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必须有科技进步的法律规范；对于地方人民政府必须有科技投入的法律规范；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必须有明确的违法后果。
误区之三：在注重科技规划的同时忽视了科技行政法建设，放弃了依法行政和科技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在1999年就撰文指出：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技术自身的演进，而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数十年来我们制定了许多科技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存在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而没有在作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吴先生所讲的“制度”，实际上是指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他认为我国科技规划不少且存在问题，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滞后。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科学技术进步法》中的大量篇章是科技规划和布局，而科技进步的法律措施却过于笼统和简单，甚至没有地方科技执法的主体——在《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都没有明确地方人民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体现在法律条文中，更重要的是能够实施和落实，达到构建科技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之目的。因此，科技行政执法必须作为法律措施之一在科技立法中予以重视。美国奥多比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最近讲，两年前韩国签发总统令打击盗版，是亚洲国家中打得最凶的，由此净化、清理了软件环境，打出了两万家软件公司来做电子商务软件，使韩国 的软件技术接近……美国。我国国务院发文鼓励发展软件，但更多的是注重降低税收，而对于光盘盗版给软件业每年造成几十亿元的损失打击不力。难怪国内软件企业的老总们说，我们宁可不要政府降低税收，而是更盼望政府创造一个保护正版软件的环境。由此可见，科技行政执法多么必要！
科技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赋予了各级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科技行政管理必须依法行政。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法》就是科技行政法，但该法却缺乏科技行政管理的手段、方法和程序等内容，致使科技行政管理无法依据法律来操作，也使科技行政立法成为“夹生饭”。
误区之四：就科技论科技，见物不见人，未能体现“以科技人员为本”的科技立法原则。江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科技立法要体现这一思想，就应把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一方面，科技人员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传播者，科技人才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处于战略地位的最重要的资源，推进科技进步首先要抓住人才这个关键。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当然也包括科技人员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是指 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自由而又充分的发展。对于推进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来说，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状态，而且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状态。因此，满足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学习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既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又是包括在社会发展目的中的科技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不能把科技人员当作“工具”、资本或异己力量来利用，而要把科技人员作为资源和骨干力量来保护，从而把科技进步和科技人员的发展并列作为目标。事实上，科技人员在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的同时也在开发自己，全面发展自己的潜能。可见，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和科技进步是互为目标和条件的。
科技法律是调整科技社会关系的，“以人 为本”应是原本之意，理所当然地应把推进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目标 。现有的科技法律没有体现这一要求，重视“事”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或者说没有把人的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对于诸如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终身教育问题，科技交流和人员流动问题，价值衡量和权益保护问题都没有涉及或缺乏实质性内容。
误区之五：法律之间缺乏衔接，系统性不强。一是科技法律体系不完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六十一条要求制定实施办法，可至今没有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也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至今在国务院的科技立法中没有“条例”。《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法律的“母法”，应该是其他科技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的立法依据，但事实上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二是其他法律和科技法律不配套。由于科技法律的立法层次低，其法律效力低于《预算法》、《工业企业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在涉及科技投入方面没有硬约束力。三是科技法律的空白点不少。比如没有科学技术普及法，信息网络法，科技投入法，科技人员权益法等等。
误区之六：未能适应科技的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要求，科技立法中群众参与不够，专家研讨不够，舆论宣传不够，致使科技立法缺乏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成为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综观我国科技立法的效果，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科技法律的知名度太低，有关司法实践中不会把《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法律依据；不少企业的科技人员不知道有《科学技术进步法》；书店里有很多法律单行本，惟独没有科技法律的；即使有也无人问津，因为这些科技法律不实用。尽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主要与我们科技管理部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有关。我们往往局限于“小”科技圈子里研究问题，而不善于在大科技背景下组织“公关”；我们在做“事”方面不辞劳苦，而在对外协调、做人的工作方面却过于简单；我们习惯与科技专家打交道，而较少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律学家联系……只有社会各界对于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管理和科技法律的认识符合科技的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要求时，科技法律建设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走出科技立法的误区 ，关键在于以江泽民科技学说指导科技立法，适应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中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客观要求，处理好法律的普遍要求和科技法律的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依法行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坚持以科技人员为本的原则，坚持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为主的科技体制改革方向，通过制度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作者：袁国顺 湖北省襄樊市科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