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初探/赵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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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1996年9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40 号

1996年9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9月28日

第一条 为防治自治区境内黄河流域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自治区境内黄河流域(以下简称流域)是指阿拉善盟、乌海市、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盟(以下简称流域内盟市)向黄河汇水的区域。
流域内的河流、湖泊、水库、渠道等地表水体污染防治和城镇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流域内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及旗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流域内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水利、卫生、建设、土地、地质矿产等有关部门要协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流域内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及旗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水环境质量负责：
(一)自治区人民政府下达流域内水环境质量目标，实行分段负责，分段保护，分段治理，并将辖区水环境质量作为考核流域内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及旗县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流域内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及旗县级人民政府制定本辖区的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纳入自治区和本辖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增加投入，防止污染，加快治理进度；
(三)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人民政府划定辖区内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依法保护城市饮用水水源；
(四)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人民政府要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实行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重点城镇应因地制宜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第五条 根据流域内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流域内盟市和旗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本行政区域内企业事业单位水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指标，对排污单位实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有效地控制和消除水污染。
第六条 流域内禁止新建年产浆5000吨以下的小型造纸和土法炼焦、选金等项目；现有年产5000吨以下的小型造纸企业和土法炼焦、选金企业，立即关闭。
禁止各类建设改造项目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及生产方式。
禁止新建采用渗井、渗坑、漫流等方式排放污水的项目。
第七条 流域内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各类建设改造项目，立项报告要包括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对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计划部门不得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土地管理部门不得办理征地手续，银行不予贷款，建设、经贸、工商等有关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第八条 对超总量或者超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单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征收超总量或者超标准排污费，并按隶属关系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治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造成环境污染。
因发生事故，污水处理设施停止运行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并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恢复正常运行。
第十条 对违反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水污染防治规定的行为，除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罚规定处理外，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由所在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并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二)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建设项目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的，由具有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权限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有关部门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之前，为建设单位办理的手续无效。以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建设项目因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决策失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由具有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权限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处以评价所得一倍的罚款；对批准报告书(表)的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五)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超总量或者超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在规定的治理期限内未完成治理任务，除按管理权限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两倍以上超总量或者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一万元以下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地表水体和地下水饮用水源严重污染的，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责令停业；
(六)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闲置、拆除水污染处理设施，造成环境污染的，由所在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恢复正常使用，征收两倍以上超标准排污费，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发生事故排放污水超过规定标准的，按管理权限，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两倍以上超标准排污费，在规定期限内未恢复正常运行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发生水污染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人身伤亡，构成犯罪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创制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的若干构想

高军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在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单位累犯制度的缺位即为其突出的表现。本文对单位累犯中的普通累犯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所裨益。
关键词：累犯　　普通累犯　　单位普通累犯　　单位犯罪　　　

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对单位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单位犯罪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立法现实，此前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论争已告尘埃落定。但是，由于现行刑法规定的各种刑罚种类、量刑情节等刑罚适用制度都是建立在处罚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的，对于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量刑情节如单位累犯等问题仍无明文规定，致使实践中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法律同单位犯罪作斗争。因此，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就其中的单位普通累犯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能否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65条确立了普通累犯制度，其第１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此为普通累犯之规定。对于单位能否构成第65条规定的普通累犯，刑法学界一直缺乏统一的认识，有持肯定意见的，有持否定意见的，更多的学者对此则保持了沉默态度。［１］
目前，在刑法学界以杨凯博士为代表的个别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已经规定了单位累犯，需要研究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单位累犯问题。［２］其论证现行刑法第65条已经将单位普通累犯包括在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单位作为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在承担刑事责任时是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组织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不管是采用双罚制还是采用单罚制，对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的刑罚，都只能意味着是对单位整体判处的刑罚，而不能看作是对上述各有关自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罚主体判处的刑罚”。［３］对于该论点的内容本身，笔者表示赞同，但认为从中并不能得出单位普通累犯已包括在现行刑法65条之中的结论。因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只有一个，即单位自身，对单位自身适用的刑罚也只有罚金刑一种，虽然在“双罚制”下，单位内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虽然其确实是因单位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的，但在其既已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处罚之后，一般情况下都会与单位脱离关系，必由其他自然人在单位中取其位置而代之，其意志无法继续在单位实现，该单位若再次犯罪一般情况下已与其意志无关。因此，可以看出，其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单位犯罪的刑罚分担主体。为了将现行刑法中并未明文规定的单位普通累犯强行纳入第65条的规定，置单位犯罪主体而不顾，牵强地适用刑罚分担主体的刑罚来满足现行刑法第65条普通累犯构成的罪责条件，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试图通过扩大解释刑法65条而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强行纳入其中还将遇到一个难以绕开的障碍，就是单位累犯构成要件中作为时间要件中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问题。在刑法中，累犯制度并非孤立的制度，它与同样是建立在自然人犯罪基础上的“数罪并罚”、“自首”、“立功”等制度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刑罚适用整体，对其中之一作扩大解释，可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机的后果，以致于影响到刑罚适用制度整体的协调。赞成将单位普通累犯纳入刑法65条的学者认为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应确定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４］。但是，问题是，如果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被判处较长时间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刑罚，且一直在服刑未有减刑或赦免的情况，对犯罪的单位而言，因该自然人刑罚并未执行完毕或被赦免，因此，按照该标准，在其服刑期间，单位若再犯罪只能适用“数罪并罚” ----虽然，事实上在该自然人被判处刑罚后，该单位已与该自然人无任何关系。而且，对单位而言，单位所犯前罪而判处的罚金刑可能在多年前就已经执行完毕，在这种情况下还对单位实行“并罚”是否有违情理？对单位荷责是否太重？另外，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在受到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处罚后，将与单位脱离，他（她）是作为自然人而服刑的，其本人是否能被改造好、改造的进度以及在服刑过程中能否被减刑或赦免等等均具有不确定性，需视其自身被改造的具体情况而定，与单位已没有任何关系。笔者认为，将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系在一个已与单位相脱离、全凭其自身的改造情况而最终决定服刑长短的自然人身上，一方面将使计算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处于难以确定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确定方式于情理也说不通。
对现行刑法第65条作扩大解释而试图将单位普通累犯纳入其中，还将遇到一个对现行刑法中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制度如何协调的问题。按照杨凯博士的设计，特殊累犯包括“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和单位毒品累犯”两种。［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第66条对特殊累犯是这样作明文规定的，即“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该条文的表述非常明确：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特殊累犯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一种，而并不包括其它。因为在现行刑法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可由单位构成［６］，所以，通过法律解释，可以将“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包括在其中，但因为该条文表述得非常简洁明确，故无论对其作怎样的解释，都无法将“单位毒品累犯”包括在内。更何况，对于单位特殊累犯的组成，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应包括“毒品单位累犯和走私单位累犯”两种［７］，有的学者甚至还主张应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则第六章第七节和第九节规定之罪等”都包括在其中。［８］所以，欲将单位特殊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势必要对第66条特殊累犯的规定作重新的修订。那么，既然要对第66条作重新修订，又何必非得对第65条作牵强的解释，以致由此产生上文所述的诸多问题，而不重新修订第65条普通累犯的规定呢？
虽然，笔者体会以上学者的良苦用心,因为法律法律自身具有的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歧义等种种可能影响对法律规范的准确理解和适用的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９］。与立法相比,通过解释法律,即“通过类推及运用法律的方法来发展法律”，［１０］比较容易且成本也较低,而且“漏洞补充”在法解释学中也是一项重要的解释方法。［１１］但对于何为“漏洞”,学者认为“假如欠缺是立法者有意识的决定,则即使欠缺此等制度,亦不能谓有‘法漏洞’存在。立法者假使有意对特定问题不为规整，将之划属‘法外空间’，于此亦无‘法漏洞’可言”。［１2］对于新刑法中缺乏单位累犯明文规定的情况，已有作者敏锐地指出，“与其说这是立法者的疏漏，不如说是在目前有关制度尚存争议，难以统一的情况下，立法者对单位犯罪的相关制度的故意回避”。［１3］对此观点，笔者持赞同意见。因为在97年刑法修订之前，针对旧刑法中单位犯罪规定的缺位和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单位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刑法学界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是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在该阶段，对于单位犯罪的具体制度设计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未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立法者毅然抛开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理论上的论争，在新刑法中明文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是，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从而影响到了立法的质量，新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对单位累犯、单位自首、单位立功等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重大量刑情节却未作明文规定，以致影响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以打击单位犯罪。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出于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希望对刑法65条作扩大解释而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如果作这样的解释，势必破坏到现行刑法中累犯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衔接以及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制度的协调，动摇了刑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法律适用的随意与混乱，最终是削足适履、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第65条适用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试图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现实的做法应该是，必须认真地研究单位普通累犯的构成及相关的问题，争取在学理上达成共识，以期为刑法作进一步修订时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单位普通累犯制度模式构建
单位普通累犯的构成，参照自然人普通累犯的规定，有罪责条件、罪过条件、时间条件。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１、罪责条件。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绝大多数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即既对犯罪单位处以罚金又对犯罪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但对某些单位犯罪只规定处罚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即采取的是“单罚制”。如刑法第137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仅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５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主张，对于采取“双罚制”的，应以对单位处以较大数额的罚金为准，至于具体数额的确定，“失之过高，则使单位普通累犯过于狭窄；失之过低，则使普通累犯的范围过于宽泛”［１４］，究竟以多大的数额作为“双罚制”下单位犯罪累犯成立的条件，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而有待立法上予以明确的确立。对于采用“单罚制”的，应以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为准。在具体适用上，当前后罪适用同一刑罚原则时（如前后所犯之罪都是“双罚”之罪或都是“单罚”之罪），按照该刑罚原则予以适用自不待言；当前后罪适用不同的刑罚原则时，只要前后各自满足了“双罚制”或“单罚制”的单位犯罪所应满足的刑罚条件即可。
２、罪过条件。在我国刑法中，“故意犯罪，是刑事制裁的重点”［１５］。累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在于强调前后罪在主观上的关联性，即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从严打击再次犯罪提供法理依据。由于单位犯罪不仅有单位故意犯罪，而且有单位过失犯罪［１６］，因为单位过失犯罪无再次危害社会的故意，在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方面与单位故意犯罪有重大的差别，因此，单位累犯的前后罪的罪过形式都必须是故意犯罪，“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对过失犯罪设立累犯制度”［１７］。
３、时间条件．对于单位累犯的构成应有期间的限制，若没有期限的限制,不仅不利于犯罪单位的改造,降低单位累犯制度的威慑力,而且还会产生适用刑罚不平等的诸多问题。对于构成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多数学者主张适用现行刑法规定的5年。［１８］笔者认为,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暨法律上拟制的人,具有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资源,可以利用掌握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特权,实施一些单个自然人或者简单的个人组合难以完成的犯罪。与自然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要严重得多。因此,从严防和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出发,应适当延长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宜将间隔设置为10年为宜。
在确定单位犯罪时间要件的同时,必须确定时间间隔的计算起点。笔者主张对前罪采取“双罚制”的，因单位罚金的执行有缓交、减交的法定事由，为避免在前罪罚金刑的执行过分延迟或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情况下，出现按照现行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标准难以确定时间间隔计算起点的情况，起点应从对单位判处的罚金刑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采取“单罚制”的，同样是出于避免前文所述的两罪间隔的起点难以确定的情况，应从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生效之日起计算。
三、单位变更后的累犯认定问题
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组织，它的人格是法律拟制的，单位犯罪后，可能会因各种情况变化而发生变更或终止，从而影响到单位累犯能否构成的问题。有论点认为，“如果法人犯罪后被合并、兼并、分解，新的法人犯罪的，不再以累犯论处”［１９］，对此观点，笔者持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单位犯罪受刑罚处罚后，单位经变更后又重新犯罪的，变更后的单位是否构成累犯不能一概而论。
１、在单位不变其内部决策人员变更的情况下，该单位重新犯罪的，仍然构成累犯。因为不论单位的成员如何变更，他们对外代表的都是同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位，单位的法律人格独立于其内部组成人员，决策机构的变更并不意味着单位法律人格的变更。故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单位累犯的构成。
２、在单位合并与分立的情况下，单位重新犯罪的是否构成累犯，应根据原单位是否已经丧失独立的法律人格来决定。如果原单位未丧失独立的法律人格，虽经合并或分立，其重新犯罪的，将构成累犯；如果在合并或分立后该单位已丧失了独立的法律人格，新成立的单位重新犯罪的，将不构成累犯。举单位合并为例，单位的合并，包括吸收合并与分立合并，在吸收合并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单位是初犯的，那么其若再犯，应构成累犯，因为其主体并未变更，只是扩大了规模而已。在新设合并以及在吸收合并而被其他单位吸收成为其他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下，由于原单位主体已经消灭，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新成立的单位若再犯罪，不宜按累犯处理。对于单位的分立，与单位的合并一样，亦应从单位独立的法律人格是否丧失的角度来考察。
四、对单位累犯的处罚原则
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对自然人处罚的原则一样，因单位犯罪的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基于现实的社会防卫的需要，应对单位累犯采取从重处罚的原则，单位累犯的从重处罚包括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和对其内部的责任人员的从重处罚两个方面，我们应从以下两点去理解。
１、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因为现行刑法规定的适用于犯罪单位自身的刑罚只有罚金刑，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就必须在刑法所规定的后罪应判的罚金幅度内选择较重的处罚。有学者主张应“比照初犯从重处罚”［２０］，笔者认为刑事司法实践中单位累犯所犯的前后罪未必相似，采用“比照说”将可能失去参照系统，因此，所谓从重处罚将无从谈起。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设计该处罚原则，主要是立足于现行刑法仅对犯罪单位规定罚金刑一种刑罚的现状而考虑的，这当然不能排除今后在对单位犯罪适用其他刑种时选择其他从重处罚手段的可能性。
２、对单位累犯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从重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虽因单位犯罪而受刑罚处罚，但因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对单位累犯中的自然人处罚应按照自然人累犯的构成要件来进行。具体而言，即单位累犯中的自然人如果因故意犯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前科（前科是否是因单位犯罪被处罚在所不问），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再犯单位之罪的，则按自然人累犯的处罚原则从重处罚；如果单位中的自然人以前没有因故意犯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前科，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该自然人并不构成累犯，不应对其从重处罚。


参考文献：
［１］、［１4］苏彩霞：《单位累犯法典化之分析及立法建议》［Ｊ］，《法律适用》2002年第９期，第24页、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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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杨凯：《单位普通累犯理性研究》［Ｊ］，《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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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彩霞：《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Ｊ］，《法学》2002年第4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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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Ｍ］，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5页
［11］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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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3］孙帅梅：《对确立单位累犯的若干问题的思考》［Ｊ］，《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５期，第５页
［15］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
［16］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Ｍ］，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02-608页
［17］张明楷：《刑法学》（上）［Ｍ］，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448页
［１8］陈国兴：前引文；苏彩霞：前［１１］引文；胡杨成：《单位累犯刍议》［Ｊ］，《人民检察》2002年第3期等
［19］李僚义、李恩民：《中国法人犯罪的罪与罚》［Ｍ］，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20］沙君俊、刘孟骐：《论法人累犯》［Ｊ］，《人民检察》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