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建设银行办理咨询业务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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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建设银行办理咨询业务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建设银行办理咨询业务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1986年4月5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省辖市分行：
近几年来，为了适应改革形势的发展，各地建设银行相继开办了咨询业务，对发挥本行优势，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提高资金效益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开拓银行业务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这项业务发展较快，缺乏统一的管理办法，各地咨询业务范围有宽有窄，机构设置各不相同，收费标准不一，分配办法很不统一，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因素。为了去弊存利，有必要对全行咨询业务作出统一规定，为此我们制定了《建设银行办理咨询业务的暂行规定》，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在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映给我们。
附件：建设银行办理咨询业务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适应建筑业的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加强对建设银行咨询业务的统一管理，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建设银行办理咨询业务，以服务建设，提高效益为宗旨，在咨询业务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保证做到科学性和公正性。
第三条 建设银行办理咨询业务，应坚持委托和自愿原则，并根据咨询内容与委托单位签订咨询合同，明确双方权责。不得强行和变相强行咨询。
合同双方应严格履行咨询合同，如因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按《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赔偿损失。
第四条 建设银行专门从事咨询业务的机构，对外称“建设银行××行咨询服务部”。
办理咨询业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保证完成本行基本业务；（2）技术力量可靠。
咨询服务部应以本行在职人员为主，必要时可聘请本行离、退休干部或有关单位专家。
各行在设立咨询服务部之前，必须将成立的理由、条件、业务范围、职工来源，报请上一级行审查批准。
第五条 建设银行咨询业务范围，只限于委托单位提供下列服务项目，不得办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融资业务，不得办理投资入股等直接投资业务。
1．对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提供技术经济论证。
2．代编建设项目工程预（决）算。
3．受理非本行客户委托审查工程预（决）算。
4．为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提供招标方案，代编标底。
5．为有关部门和单位代培财务会计和工程预算人员。
6．接受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工程承包公司和其他单位聘请，代为办理建帐、查帐等会计事务。
7．为设备选型、供应和建筑材料供应等提供经济技术咨询。
8．根据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单位委托，为调解经济纠纷提供有关业务咨询。
9．其他咨询业务。
第六条 建设银行咨询业务，应收取费用，但必须坚持公平合理、标准从低的原则。具体收费标准，凡国家或地方有统一规定的，可按照规定执行；没有统一规定的，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和计划单列市分行根据咨询工作量大小和技术难易程度，按咨询业务所需直接费用加收少量管理费制定收费标准。直接费用包括：为开展咨询而支付的临时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奖金以及本行参与咨询工作人员的必要加班费和资料费、复制费、文印费、通讯费、会议费、差旅费、租赁费、聘请外单位专家费用等。
凡本行基本业务范围内的工作，不得作为咨询内容收取费用。
第七条 咨询业务纳入建设银行业务统一核算。在核算时，咨询业务可单独记帐，并单独交纳营业税。咨询业务除本行在职人员工资、奖金分别在管理费和奖励基金中列支外，其余费用在咨询业务中列支。咨询业务收入和支出相抵后的结益，按规定比例实行留成。
第八条 咨询业务开支标准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聘请临时工作人员或有关单位专家所支付的工资、奖金及津贴，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标准执行。办理咨询业务的本行在职人员在法定节假日或夜间加班的，可以按实际加班数和国家统一规定的标准发给加班费，不准违反国家规定，另发奖金。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分行可根据本规定，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具体办法，并报总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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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研究
张喜亮
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也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断被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我国公有制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不足30%，某些地方公有制企业不足5%；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未来的目标，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较之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队伍发展壮大，内部结构、分配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工会工作对象和范围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把广大职工更好地组织起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工会必须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有新的作为。
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员工数量在我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国家职工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了，因此，必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第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协调劳动关系需要
劳动关系，在现代社会有个比较确切的表述即劳使关系。所谓劳使关系就是一般称之为的“劳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所谓公司制股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资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经营企业而企业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所以，“劳资”或“劳动”这样的概念已经都不能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了，于是，国际上流行起了“劳使关系”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性。
在新中国历史上，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此后的几十年里，非公制经济一直被作为非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批判。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的认识，劳动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有着“剥削和压迫”的雇佣观念。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劳动关系”被称作“劳资关系”，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则是“劳动关系”，这一度成为某种政治的界定。同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其心态也是复杂的。加之社会缺乏对这类企业的管理经验，诸如此类的思想心态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复杂、紧张甚至对立。
雇佣与被雇佣的思想心态使劳动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其结果往往是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劳动争议也大幅度地上升，尤其是集体争议案件几乎是成倍增长。我国劳动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当中。工伤、死亡、职业病，童工、污辱女工、监禁劳动、工作超时、拒发延长工时费、拖欠工资、不缴纳保险费等等侵犯人权、违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多有发生。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有相当多的员工其工资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劳动强度则是最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发生在广东某市的一家非公有制企业，恶性拖欠工资导致罢工，保安开枪打伤员工，老板携款逃逸。这个事件可谓典型之极。即便是在那些所谓规范管理待遇优厚的大型外资企业中，员工的劳动强度也是较大的，员工很少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感，白领“疲劳症”、“忧郁症”已经是普遍存在是现象，“过劳死”的案例时有报道。“有赚钱的时间没有花钱的时间”，这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所谓待遇不错的员工之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决定的劳动关系如此紧张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血腥积累的事实，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如此紧张对立的劳动关系就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能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调适这个矛盾使其健康发展呢？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近20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员工组织起来才是化解这个矛盾对立的最好办法。如果说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工会是团结劳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工会则担当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诺基公司的美方代表，为妥善处理劳动关系，主动向工会建议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机制；中国一汽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与外资合资时，都把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作为首要的条件之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的30年经验证明，有工会组织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劳动关系就可以调适到一个和谐健康的状态。工会的存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集中的地方，“打工仔”用脚投票，致使其“民工荒”的现象足以说明劳动关系的对立紧张所产生的后果。如果在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有工会且工会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化，情况或许就不至于这样。
第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无论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尤其是经济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企业的国际化即跨国经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承认。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中国的劳动关系不能不与之相适应。发达国家的员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员工对全球化经济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实质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对残酷的压榨和无情的剥削。不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吸引发达国家资本的一个筹码；发达国家的资本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业或迫使员工降低工资要求。美国劳工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几家工会组织，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中国工会呼吁制定联合的工会对策。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联合起来的一种表现。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工会是顺应雇主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即先有雇主组织的联合后有工会组织的联合。同样道理，如果说资本的国际化联合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工会的国际化对策也就只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无论人们、雇主或政府喜欢不喜欢。对于我国而言，在外商投资企业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则是融入经济的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即SA8000标准在全世界各国的发展，劳工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劳工的团结权，将越来越引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及企图成为跨国公司的各国企业的关注，工会是劳工团结权的具体形式，组建工会必将成为一种潮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兑现向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承诺，我国劳动关系的调适的手段也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始会员国，我们有责任成为履行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模范。员工的团结权是实现其应当享有的劳动权利的基础，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和调适劳动关系三方原则等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工会组织。因此，建立工会组织不仅在外商投资企业是必要的，对于内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也是必要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据此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工会法规定工会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由此可见，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联合及企业跨国发展，要求我们不得不按照国际惯例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即全面成立工会组织，建立资本、政府和工会组成的“三方机制”调适劳动关系。一些外国政府对我国贸易提高关税或人权方面的责难，往往使我们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如果在我国的企业中，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并且确实发挥作用的话，就能够使我国政府在贸易和外交等国际活动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中国工会工作的新挑战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鼓励和引导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公有制经济组织在竞争领域逐步退出，已经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占绝对多数的目标，有的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经济。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挑战。中国工会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几十年来全力以赴研究的是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工会工作的原则、方法和理论。30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基础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面对70%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70%以上的员工就业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新格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工会的工作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减员增效、下岗失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年时间里，号称1.50亿会员的中国工会一度减少至不足9000万，工会组建工作加大力度以后至2003年，工会会员恢复至1.34亿。与此同时，就职于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员工从1.8亿增长至2.5亿。据估计2004年工会可组织的对象达3.00亿。公有企事业及机关单位越来越少，其员工数量也越来越少，工会组织率不断滑坡，在改制后的公有制企业有些虽然还保留工会的招牌却没有了工会专职工作人员，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工会组织。在非公有经济组织中，不少是迫于某种压力而被动地成立工会组织，其中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或御用工会不乏其数，工会在这些经济组织中成为一种摆设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工会的组建工作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工会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社会性，社会生活即群体性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的愿望，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其原始的可怖心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如果不建立和完善合法的工会组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诸如同乡会、兄弟会等打工者组织就可能进入，员工中非正式组织就必然出现，且会伴随着劳资矛盾的加剧而膨胀起来，也不排除其他反社会的组织利用劳动关系的矛盾而根植其中的可能性。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共建共享，中国工会必须迎接这样的挑战：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起合法而有用的工会组织。
二、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存在的若干误解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成立工会，有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如工会无用论、工会麻烦论、工会负担论、工会分权论、工会收费论等等，所有这些论调都严重地阻碍了工会的组建工作。
第一，来自政府官员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最大阻力，应当说是来自政府官员对工会的误解。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最大的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某些政府官员却存在这样的论调，认为工会是阻碍改革、影响开放、妨碍引资、制约发展的力量。
在一些公有制的经济组织改造的过程中，工会被“改革”掉了。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效率第一、“精简”机构，还能够把工会的牌子保留在“党群办公室”已经是不错的了。再者，“国有”企业已经不在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厂”了，股份化的公司存在“非公有股份”，所以，某些官员认为强调保留或建立工会是对“非公有股份”资产所有权的藐视。个别政府官员甚至声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工会“捣乱”。由此，在一些改造为非国有独资的经济组织中，工会消失了且很难重新组建。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声称，有“侵犯私营企业主权益”之嫌，严重挫伤了企业主发展经济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在外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认为是破坏招商引资改革开放之大计，唯恐吓跑了海外来的资本家。
所要这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荒谬之极，是对组建工会工作的误解。他们的这些误解，上行下效，自然对全社会都有影响，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第二，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是工会组建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工会就是带动员工共同闹事与资本所有者对立斗争的团体，成立工会无异于为自己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因此，畏惧工会进而由衷地抵制组建工会。这样的观点在内资私营企业和来自一些工会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如韩国等投资人中多有存在。另一观点认为工会是企业的麻烦，成立工会无异于作茧自缚，由于有了工会某些事情就不便于独自决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会是负担，成立工会就不得不按照规定提供办公场所、安置有关人员、还要拨交经费，这无异于瓜分利润。也有个别的企业如柯达公司，他们认为成立工会是无意义的，因为公司已经为员工提供了最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公司对员工的地位作用甚至其个人的发展都有充分的考虑，工会能够做的公司都已经做到了，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更特别的，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员工俱乐部”，公司为员工俱乐部提供所有的帮助和支持，所谓“员工俱乐部”可以发挥工会组织的一切作用，其实际就是工会，但是公司方面就是反对把该公司的员工组织纳入“中国工会”的系统。
如此观念决定了在某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出现了拒绝成立工会的现象：或者以建立和完善内部员工组织以抵制工会的进入，或者迫于压力成立“老板工会”、“老板娘工会”等等。“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等，其实质是“羊头幌子”专供应付检查给人看的。“老板工会”和“老板娘工会”等形式上的工会，不但不能发挥工会应有的法定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玷污了中国工会的形象。
第三，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
阻碍工会组建工作的还有来自非公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他们有些人不了解、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还有些员工对工会存在反感情绪，认为工会是摆设没有作用或者有作用也微乎其微。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多数是青年人，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甚至偏远落后地区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工会不甚了解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他们对工会组建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据介绍某特区一家很有规模的私营企业率先成立了工会，笔者实地调研：问一位在这里打工三年的员工该店是否有工会，答曰本店确实成立了工会。当问及工会主席是谁，工会办公室在哪里时，答曰“不知道”。对工会反感者也大有人在。某地工会副主席亲自抓非公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对某企业员工进行工会性质教育：工会可以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争取参加社会保险等等。这些员工则强烈抗议：签订合同我们就被囚死在这家企业而不能随时找到更好的工作，参加保险实际上是帮助老板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再骗走一些，更有甚者还认为工会居心不良。沿海某市产业工会，经过努力终于说服企业为外地打工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员工也必须依法按工资比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用。结果却导致这些员工集体抗议，险些酿成群体事件。还有一些就职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他们是来自公有制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人多数认为“工会无用”。在公有制企业里长期不发工资，直至无端下岗，“工会没有保护”或者说“工会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找到工会的时候还被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他们“要顾全大局”。这些员工对在非公经济组织组建工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有工会的地方员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却没人管，没有工会的地方至少还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拿。笔者为北京某非公公司代理一宗拖延发放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为了使员工获得更多的利益与公司协商给予员工更多的补偿和赔偿换取员工撤诉。当与员工协商的时候，说明笔者是来自工会方面的，不会做对员工不利的事。员工答曰“别和我提工会，我父亲就是做工会工作的，工会实际上是帮企业说话的”。来自员工的这些虽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工会实际作用的说法和误解，不能不是我们组建工会工作必须考虑的问题。
据调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其实真正考虑员工愿望或者说员工对工会的认同，确实也很少；想当然地认定员工有加入工会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建工会的工作中很多同志多把工作的重点集中的其它方面，如集中在做企业行政方面的工作、做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试图靠发强有力的文件来组建工会等等，就是忽略了员工自身的愿望、要求和意识。
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几点“软环境”建议
目前，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问题，工会内部对其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应当说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有关组建的具体方法、形式、程序和操作的步骤等考虑得也比较仔细，如：与工商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注册的同时要求其成立工会，与税务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纳税的同时拨交工会经费，与党委和行政机关联手下发红头文件，强制要求各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每年工会组建率指标等等。然而，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软环境”问题思考得相对比较少。所谓“软环境”，是指与采取行政手段如与政府的职能部门联手及“自上而下”的下达指标加大考核力度等“硬”措施相对而言的，那些树立工会自身社会良好形象、启发员工自愿建会的意识、从社会心理着眼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等等。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这项工作受到阻碍，多是因为在这些“软环境”方面工作不够得力；能够使组建起来的工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也正需要我们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软环境”方面的工作必须得以加强。
第一，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工会和中国工会的新理论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之
思想支配行动，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动，没有行动的思想是空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不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先导。全国总工会也提出，要“以工会的理论创新带动工会工作创新”。
我们强调研究工会组织的新理论，无意否定以往对工会理论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求真务实正视现实，从实际出发研究工会组织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往关于工会组织理论的研究，更倾向于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会组织的工作。那么，经过30年改革后的中国，工会组织则是生存于市场经济而且是21世纪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当然，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不仅研究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组织的性质和职能，还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组织的性质的职能，从而进行历史的比较。这样的比较研究会使我们发现：工会组织是为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领导劳工通过罢工等手段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而产生的，几百年来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基本职责没有变化；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工会的性质职能则不同以往。工业社会时代的工会是“劳资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产物，现代社会的工会则承担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稳健维护劳工权益的任务。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令人深恶痛绝，痛定思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人权至上保障社会的秩序；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事件，人们越来越有一种反感情绪，提出了“劳动安定”的口号。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发达国家的“劳资”双方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双方以企业为利益的共同体，和平谈判是解决分歧的第一手段。工会正是“劳方”赖以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手段，也是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之的组织形式。
就我们国家而言，企业是职工和投资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在改革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与以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工会性质职能不同，中国工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性质和职能更加鲜明地体现为“劳动关系”协调者的角色。关于公有制企业改革，我们提出了“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理顺劳动关系”的理论，然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产权关系应当说是清楚的，那么，如何理顺其劳动关系呢？工会在此空间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达的国家的工会所担当的角色，虽然仍是以罢工和纠察队为保护劳工权益的终极手段，但是，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劳动关系的调适，从而实现劳资利益的双赢。本世纪初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的大罢工，美国地铁工人罢工和英国伦敦地铁工人的罢工事件，最终还是以工会代表劳工与公司谈判，双方妥协达成协议而告终，就是典型的案例。
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现代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与工业时代初期的社会不同，工会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矛盾的平衡器，不再是一方独大单方胜利。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样的理念，使之成为社会各方面的共识，那么，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工作就有可能减少误会化解阻力。
第二，塑造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新形象全面而有效地发挥工会的作用
形象好比旗帜，没有鲜明而良好的社会形象无以感召天下。
所谓新形象是针对以往的形象而言的。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形象之鲜明就在于领导劳工与资本的残酷剥削进行无情而彻底的斗争，从经济的斗争发展为政治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则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为终极目的。正是这样的旗帜感召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会的这个形象影响至今。计划经济制度时代的中国工会，虽然会员众多，但是其形象却是被模糊了的，人们能够记起来的工会，不过是福利组织：发电影票（现在也几乎没有了）、搞娱乐活动（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等等。因为工会的形象的模糊，甚至连工会自己都一度提出为“消亡工会”而奋斗的荒唐口号。诚然，那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的：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此，从理论上说，“劳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劳资矛盾产物的工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国工会居然停止活动长达10余年之久。30年前实施改革，“市场”在“计划”中萌生；经历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30年后彻底转变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理念，从理论到实际完全得以确立。那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的中国工会再也不能继续其“模糊角色”的形象了。工会会员流失之迅速不能不说是与工会模糊的形象有关。那么，现代中国的工会需要怎样的新形象呢？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领导班子顺应历史的潮流及时地提出了“突出维护职能”的“总体思路”。“维权”成为中国工会新时期的新形象，这面大旗使中国工会工作为之一振，开拓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工会十三大则高举起了“支持改革”和“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的大旗。中国工会十四大坚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确定的基本职责，提出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会向职工做思想工作的常规理论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企业的利益再小也是大。职工的事情再小也要尽全力去办，这样的理论就彻底改变的计划经济下的工会之形象。
如果把“维权”简单地理解为“维护职工的利益”，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工会的“革命和斗争”的形象。我们将要实现的是全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它与原始积累时代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因此，“革命和斗争”的形象必然使工会的组建工作遭到抵制，尤其是来自非员工方面抵制。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对工会的旗帜做出严谨而鲜明的诠释，从而树立具有感召力的良好的社会新形象。工会的社会新形象按照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着眼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新的形象需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而不仅是在工会内部进行宣传；然而，宣传需要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实际内容。实际的内容必须是工会在参与社会生活中的真正而有效的作用。树立新形象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然而，我们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工作中的新形象的宣传工作中，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例如，工会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工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等等，很少被社会公众知晓；工会尤其是中国工会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力而是一个方面的动力。北京某私营制衣公司和职工的关系一度气氛紧张，因为公司单方制定的某些规章制度极其苛刻，职工十分不满；此时，公司成立了工会，工会代表职工和公司平等协商；结果，重新修订了这些规章制度，职工满意了，公司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一位韩国在华投资的商人，受其本国工会形象的影响起初对在华公司组建工会也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因为根据在韩国的经验他认为工会就是一味与资方抗衡斗争的组织。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其在华投资的公司成立了工会。中国工会的工作使之耳目一新，他撰文写到“中国工会站在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沿”，对中国工会在维护劳工权益和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倍加赞赏：“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会”。工会积极参与到相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效的推动作用，必将得到包括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树立起工会鲜明的社会角色新形象，必将能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顺利组建工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协调与执政党、政府、雇主及其组织和员工的关系共同推进工会的组建工作
烟草有证户渠道外进货是否构成犯罪分析
许建民
随着涉烟案件的增多，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对违规、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加大，涉嫌烟草犯罪案件移送司法部门也增多，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司法解释的缺失，在司法实践中给法律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于是在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但其并不是司法解释，虽然解决了一些法律适用问题，并没有解决所有涉烟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其中持有合法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烟草经营户渠道外进货（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又称乱渠道进货），情节严重的是否构成犯罪存在很大争议。2010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发了法释[2010]7号《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的司法解释，由于各地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办案人员，对该解释的理解不同，对有证的烟草经营户渠道外进货，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和定罪的数量大幅增多。如何正确解读和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以及两高的解释，是分析渠道外进货罪与非罪的关键，笔者试图对这一行为进行解读。
依照烟草专卖法规的规定，烟草制品零售经营户应该从其颁发许可证的辖区烟草公司批发烟草制品，不按规定从其他地区的企业或个人处批发进货，就属卷烟渠道外进货或称乱渠道进货，是烟草专卖法规禁止的行为，如认定犯罪，相对应的罪名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是投机倒把罪，在《刑法》修订废止了这一“口袋罪”，根据修订前刑法分解衍生而来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不管是以前的投机倒把罪还是现在的非法经营罪，其罪状需依据国家有关的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作前置条件，即构成非法经营罪（投机倒把罪）的行为必须具有行政违法性。非法经营罪（投机倒把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其刑事责任的基础不是因为行为违背伦理道德，而是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因此，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投机倒把罪）首先必须违反了行政和经济管理法律法规。行为没有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不能认定为犯罪。
那么烟草经营户的卷烟渠道外进货行为，是否具有行政违法性呢？在97刑法修订前是没有异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投机倒把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理。”国务院于1987年9月17日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投机倒把是指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法规和政策，扰乱经济秩序的经营行为。经营就是指营利行为，它包括收购、运输、销售各阶段。这都是行政违法性的依据，因此烟草经营户的卷烟渠道外进货行为，如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7《刑法》修订后取消了“投机倒把罪”，渠道外进货行为是否还可以套用97修订前的刑法，将其落实到分解出来的罪名“非法经营”上呢？《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第八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或者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或者进行其他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看出，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中，它的前置条件违反国家规定仍没有变，国家对烟草行业的管理法规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但是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五十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针对渠道外进货情节严重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就产生了矛盾，投机倒把罪已被取消，同时废止了法院的“类推定罪权” 渠道外进货在两个烟草专卖法规中，没有明文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构成犯罪，所以各地法院对此种行为有的判有罪，有的判无罪，有的法院还出台文件明文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10]7号《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并没有达到统一地正确适用法律的作用，而因各自的理解不同，烟草部门移送的此类案件明显增多，法院的有罪判决也增多，依据的是解释的第三条规定：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二）非法经营卷烟二十万支以上的；（三）曾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三年内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且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二）非法经营卷烟一百万支以上的。所以对数额达到定罪标准的，都以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论处。也引起了更多的争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解释的条文设置引起了歧义，解释的第三条应该是针对第一条第五款所作的犯罪数额的规定，而很多人理解为是独立设置的一条，认为只要达到这些规定数额的，就要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行为罪与非罪，应该从构成犯罪的主要特征来分析，那么渠道外进货情节严重的行为，是否是是犯罪行为呢？我们从《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烟草行业管理法规结合犯罪的特征来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最基本的特征。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社会危害性是一切违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的共有的特征。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是区分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的重要标准。
渠道外进货的行为有无对社会危害造成呢？从客观上分析并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烟草经营户之所以要从指定供货的渠道外批发进货，是因为在定点的渠道进不到其所需的产品，而在某些地区又不适应消费者而大量积压，于是就产生了渠道外进货的行为。目前国家为了保护烟草这一高利润的行业，还延承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对烟草行业实行专卖，实则垄断。在批发零售渠道仍实行计划调拨制度，但全国各地市场的接受程度与计划调拨产品并不相吻合，造成了有的地区某品牌卷烟积压，有的地区则进不到货。渠道外进货起了打通销售渠道、调遗补缺、物尽其用，弥补疆化的计划调拨体制的严重浪费，客观上起到了合理调节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社会危害性还有轻重大小之分，主要决定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行为侵犯的客体，即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程度有差异，便会导致侵犯社会关系的行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有所不同。侵犯的社会关系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越重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越严重。渠道外进货这种行为仅属于有照的违规经营，因为其执照批准经营的是卷烟，他是有照经营。对进货渠道的违规，并没有改变他可以经营香烟这一基本行为的合法。这种行为没有破坏市场准入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没有扰乱市场秩序，不造成国家税收造成流失，也没有侵犯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其仅仅是违反了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制度，对烟草垄断权威的侵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对国际烟草取销专营管制保护这种不合理的垄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按WTO协议的规则，对进口烟草的特别许可已经放开。进口烟都放开，那么定点批发这样的政策仍然要用刑罚手段来调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了，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重要对象，因为他的社会危害性十分轻微，可以说几乎没有。
二、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犯罪是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是指违反刑法条文中所包含的刑法规范。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触犯刑法的时候才构成犯罪。刑事违法性这一特征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犯罪概念上的体现。认为渠道外进货这种行为构成犯罪的，在《刑法》修订前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以投机倒把罪论处， 97年的新《刑法》废止了这一罪名，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作了修改，删除了“投机倒把罪”，改成“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新《刑法》从投机倒把罪分解出来的是非法经营罪，刑法指引中，只指引到“投机倒把罪”，没有指引到“非法经营罪”。两高的解释也没有对有证经营户渠道外进货作出相应的规定，我们是否可以将渠道外进货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倒卖烟草专卖品”直接适用非法经营罪呢？从词义上解释“倒卖”是以营利为目的，买进卖出的行为。那么从烟草专卖主管机关指定的地方外批发卷烟销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倒卖”行为，此前把两高解释的第三条，认为是单独设置的一条，可以对渠道外进货这种“倒卖”行为，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似乎意是合情合理的。笔者认为这是误读了两高解释的本意，解释的第三条不是单设规定犯罪的条款，我们还可以从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中得到印证，它明确规定是对四种无证经营烟草制品犯罪数额的设定，而不是单独设置的对其他涉烟案件的条款。解释的其他条款也没有渠道外进货可以构成犯罪的明文规定，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共有7种，其余都是行政责任，没有规定渠道外进货可以构成犯罪的条款。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取消了类推定罪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把有证经营户渠道外进货，简单地等同于“倒卖”，直接套用到非法经营罪上。我们从立法者和两高的解释意图分析，在加快发展市场经济、开放市场的形势下，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对这种仅仅是行政违法的行为，就不硬性地规定为犯罪，还是以行政法规为主来规范调整。
（三）应受刑罚惩罚性，即实施了违法行为应当承担受国家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有证经营户渠道外进货，一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二法律没有将这种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也不符合刑事违法性的法律特征，因此渠道外进货不认为是犯罪不宜以犯罪论处，还是用烟草专卖法规来调整为妥，使我们的法律适用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张喜亮
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也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断被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我国公有制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不足30%，某些地方公有制企业不足5%；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未来的目标，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较之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队伍发展壮大，内部结构、分配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工会工作对象和范围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把广大职工更好地组织起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工会必须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有新的作为。
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员工数量在我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国家职工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了，因此，必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第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协调劳动关系需要
劳动关系，在现代社会有个比较确切的表述即劳使关系。所谓劳使关系就是一般称之为的“劳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所谓公司制股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资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经营企业而企业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所以，“劳资”或“劳动”这样的概念已经都不能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了，于是，国际上流行起了“劳使关系”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性。
在新中国历史上，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此后的几十年里，非公制经济一直被作为非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批判。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的认识，劳动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有着“剥削和压迫”的雇佣观念。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劳动关系”被称作“劳资关系”，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则是“劳动关系”，这一度成为某种政治的界定。同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其心态也是复杂的。加之社会缺乏对这类企业的管理经验，诸如此类的思想心态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复杂、紧张甚至对立。
雇佣与被雇佣的思想心态使劳动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其结果往往是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劳动争议也大幅度地上升，尤其是集体争议案件几乎是成倍增长。我国劳动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当中。工伤、死亡、职业病，童工、污辱女工、监禁劳动、工作超时、拒发延长工时费、拖欠工资、不缴纳保险费等等侵犯人权、违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多有发生。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有相当多的员工其工资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劳动强度则是最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发生在广东某市的一家非公有制企业，恶性拖欠工资导致罢工，保安开枪打伤员工，老板携款逃逸。这个事件可谓典型之极。即便是在那些所谓规范管理待遇优厚的大型外资企业中，员工的劳动强度也是较大的，员工很少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感，白领“疲劳症”、“忧郁症”已经是普遍存在是现象，“过劳死”的案例时有报道。“有赚钱的时间没有花钱的时间”，这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所谓待遇不错的员工之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决定的劳动关系如此紧张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血腥积累的事实，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如此紧张对立的劳动关系就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能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调适这个矛盾使其健康发展呢？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近20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员工组织起来才是化解这个矛盾对立的最好办法。如果说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工会是团结劳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工会则担当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诺基公司的美方代表，为妥善处理劳动关系，主动向工会建议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机制；中国一汽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与外资合资时，都把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作为首要的条件之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的30年经验证明，有工会组织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劳动关系就可以调适到一个和谐健康的状态。工会的存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集中的地方，“打工仔”用脚投票，致使其“民工荒”的现象足以说明劳动关系的对立紧张所产生的后果。如果在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有工会且工会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化，情况或许就不至于这样。
第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无论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尤其是经济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企业的国际化即跨国经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承认。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中国的劳动关系不能不与之相适应。发达国家的员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员工对全球化经济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实质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对残酷的压榨和无情的剥削。不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吸引发达国家资本的一个筹码；发达国家的资本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业或迫使员工降低工资要求。美国劳工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几家工会组织，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中国工会呼吁制定联合的工会对策。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联合起来的一种表现。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工会是顺应雇主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即先有雇主组织的联合后有工会组织的联合。同样道理，如果说资本的国际化联合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工会的国际化对策也就只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无论人们、雇主或政府喜欢不喜欢。对于我国而言，在外商投资企业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则是融入经济的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即SA8000标准在全世界各国的发展，劳工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劳工的团结权，将越来越引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及企图成为跨国公司的各国企业的关注，工会是劳工团结权的具体形式，组建工会必将成为一种潮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兑现向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承诺，我国劳动关系的调适的手段也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始会员国，我们有责任成为履行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模范。员工的团结权是实现其应当享有的劳动权利的基础，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和调适劳动关系三方原则等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工会组织。因此，建立工会组织不仅在外商投资企业是必要的，对于内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也是必要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据此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工会法规定工会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由此可见，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联合及企业跨国发展，要求我们不得不按照国际惯例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即全面成立工会组织，建立资本、政府和工会组成的“三方机制”调适劳动关系。一些外国政府对我国贸易提高关税或人权方面的责难，往往使我们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如果在我国的企业中，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并且确实发挥作用的话，就能够使我国政府在贸易和外交等国际活动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中国工会工作的新挑战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鼓励和引导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公有制经济组织在竞争领域逐步退出，已经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占绝对多数的目标，有的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经济。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挑战。中国工会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几十年来全力以赴研究的是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工会工作的原则、方法和理论。30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基础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面对70%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70%以上的员工就业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新格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工会的工作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减员增效、下岗失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年时间里，号称1.50亿会员的中国工会一度减少至不足9000万，工会组建工作加大力度以后至2003年，工会会员恢复至1.34亿。与此同时，就职于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员工从1.8亿增长至2.5亿。据估计2004年工会可组织的对象达3.00亿。公有企事业及机关单位越来越少，其员工数量也越来越少，工会组织率不断滑坡，在改制后的公有制企业有些虽然还保留工会的招牌却没有了工会专职工作人员，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工会组织。在非公有经济组织中，不少是迫于某种压力而被动地成立工会组织，其中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或御用工会不乏其数，工会在这些经济组织中成为一种摆设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工会的组建工作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工会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社会性，社会生活即群体性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的愿望，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其原始的可怖心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如果不建立和完善合法的工会组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诸如同乡会、兄弟会等打工者组织就可能进入，员工中非正式组织就必然出现，且会伴随着劳资矛盾的加剧而膨胀起来，也不排除其他反社会的组织利用劳动关系的矛盾而根植其中的可能性。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共建共享，中国工会必须迎接这样的挑战：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起合法而有用的工会组织。
二、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存在的若干误解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成立工会，有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如工会无用论、工会麻烦论、工会负担论、工会分权论、工会收费论等等，所有这些论调都严重地阻碍了工会的组建工作。
第一，来自政府官员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最大阻力，应当说是来自政府官员对工会的误解。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最大的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某些政府官员却存在这样的论调，认为工会是阻碍改革、影响开放、妨碍引资、制约发展的力量。
在一些公有制的经济组织改造的过程中，工会被“改革”掉了。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效率第一、“精简”机构，还能够把工会的牌子保留在“党群办公室”已经是不错的了。再者，“国有”企业已经不在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厂”了，股份化的公司存在“非公有股份”，所以，某些官员认为强调保留或建立工会是对“非公有股份”资产所有权的藐视。个别政府官员甚至声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工会“捣乱”。由此，在一些改造为非国有独资的经济组织中，工会消失了且很难重新组建。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声称，有“侵犯私营企业主权益”之嫌，严重挫伤了企业主发展经济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在外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认为是破坏招商引资改革开放之大计，唯恐吓跑了海外来的资本家。
所要这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荒谬之极，是对组建工会工作的误解。他们的这些误解，上行下效，自然对全社会都有影响，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第二，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是工会组建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工会就是带动员工共同闹事与资本所有者对立斗争的团体，成立工会无异于为自己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因此，畏惧工会进而由衷地抵制组建工会。这样的观点在内资私营企业和来自一些工会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如韩国等投资人中多有存在。另一观点认为工会是企业的麻烦，成立工会无异于作茧自缚，由于有了工会某些事情就不便于独自决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会是负担，成立工会就不得不按照规定提供办公场所、安置有关人员、还要拨交经费，这无异于瓜分利润。也有个别的企业如柯达公司，他们认为成立工会是无意义的，因为公司已经为员工提供了最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公司对员工的地位作用甚至其个人的发展都有充分的考虑，工会能够做的公司都已经做到了，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更特别的，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员工俱乐部”，公司为员工俱乐部提供所有的帮助和支持，所谓“员工俱乐部”可以发挥工会组织的一切作用，其实际就是工会，但是公司方面就是反对把该公司的员工组织纳入“中国工会”的系统。
如此观念决定了在某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出现了拒绝成立工会的现象：或者以建立和完善内部员工组织以抵制工会的进入，或者迫于压力成立“老板工会”、“老板娘工会”等等。“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等，其实质是“羊头幌子”专供应付检查给人看的。“老板工会”和“老板娘工会”等形式上的工会，不但不能发挥工会应有的法定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玷污了中国工会的形象。
第三，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
阻碍工会组建工作的还有来自非公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他们有些人不了解、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还有些员工对工会存在反感情绪，认为工会是摆设没有作用或者有作用也微乎其微。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多数是青年人，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甚至偏远落后地区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工会不甚了解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他们对工会组建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据介绍某特区一家很有规模的私营企业率先成立了工会，笔者实地调研：问一位在这里打工三年的员工该店是否有工会，答曰本店确实成立了工会。当问及工会主席是谁，工会办公室在哪里时，答曰“不知道”。对工会反感者也大有人在。某地工会副主席亲自抓非公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对某企业员工进行工会性质教育：工会可以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争取参加社会保险等等。这些员工则强烈抗议：签订合同我们就被囚死在这家企业而不能随时找到更好的工作，参加保险实际上是帮助老板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再骗走一些，更有甚者还认为工会居心不良。沿海某市产业工会，经过努力终于说服企业为外地打工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员工也必须依法按工资比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用。结果却导致这些员工集体抗议，险些酿成群体事件。还有一些就职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他们是来自公有制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人多数认为“工会无用”。在公有制企业里长期不发工资，直至无端下岗，“工会没有保护”或者说“工会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找到工会的时候还被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他们“要顾全大局”。这些员工对在非公经济组织组建工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有工会的地方员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却没人管，没有工会的地方至少还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拿。笔者为北京某非公公司代理一宗拖延发放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为了使员工获得更多的利益与公司协商给予员工更多的补偿和赔偿换取员工撤诉。当与员工协商的时候，说明笔者是来自工会方面的，不会做对员工不利的事。员工答曰“别和我提工会，我父亲就是做工会工作的，工会实际上是帮企业说话的”。来自员工的这些虽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工会实际作用的说法和误解，不能不是我们组建工会工作必须考虑的问题。
据调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其实真正考虑员工愿望或者说员工对工会的认同，确实也很少；想当然地认定员工有加入工会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建工会的工作中很多同志多把工作的重点集中的其它方面，如集中在做企业行政方面的工作、做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试图靠发强有力的文件来组建工会等等，就是忽略了员工自身的愿望、要求和意识。
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几点“软环境”建议
目前，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问题，工会内部对其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应当说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有关组建的具体方法、形式、程序和操作的步骤等考虑得也比较仔细，如：与工商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注册的同时要求其成立工会，与税务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纳税的同时拨交工会经费，与党委和行政机关联手下发红头文件，强制要求各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每年工会组建率指标等等。然而，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软环境”问题思考得相对比较少。所谓“软环境”，是指与采取行政手段如与政府的职能部门联手及“自上而下”的下达指标加大考核力度等“硬”措施相对而言的，那些树立工会自身社会良好形象、启发员工自愿建会的意识、从社会心理着眼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等等。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这项工作受到阻碍，多是因为在这些“软环境”方面工作不够得力；能够使组建起来的工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也正需要我们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软环境”方面的工作必须得以加强。
第一，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工会和中国工会的新理论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之
思想支配行动，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动，没有行动的思想是空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不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先导。全国总工会也提出，要“以工会的理论创新带动工会工作创新”。
我们强调研究工会组织的新理论，无意否定以往对工会理论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求真务实正视现实，从实际出发研究工会组织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往关于工会组织理论的研究，更倾向于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会组织的工作。那么，经过30年改革后的中国，工会组织则是生存于市场经济而且是21世纪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当然，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不仅研究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组织的性质和职能，还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组织的性质的职能，从而进行历史的比较。这样的比较研究会使我们发现：工会组织是为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领导劳工通过罢工等手段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而产生的，几百年来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基本职责没有变化；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工会的性质职能则不同以往。工业社会时代的工会是“劳资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产物，现代社会的工会则承担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稳健维护劳工权益的任务。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令人深恶痛绝，痛定思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人权至上保障社会的秩序；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事件，人们越来越有一种反感情绪，提出了“劳动安定”的口号。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发达国家的“劳资”双方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双方以企业为利益的共同体，和平谈判是解决分歧的第一手段。工会正是“劳方”赖以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手段，也是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之的组织形式。
就我们国家而言，企业是职工和投资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在改革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与以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工会性质职能不同，中国工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性质和职能更加鲜明地体现为“劳动关系”协调者的角色。关于公有制企业改革，我们提出了“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理顺劳动关系”的理论，然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产权关系应当说是清楚的，那么，如何理顺其劳动关系呢？工会在此空间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达的国家的工会所担当的角色，虽然仍是以罢工和纠察队为保护劳工权益的终极手段，但是，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劳动关系的调适，从而实现劳资利益的双赢。本世纪初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的大罢工，美国地铁工人罢工和英国伦敦地铁工人的罢工事件，最终还是以工会代表劳工与公司谈判，双方妥协达成协议而告终，就是典型的案例。
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现代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与工业时代初期的社会不同，工会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矛盾的平衡器，不再是一方独大单方胜利。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样的理念，使之成为社会各方面的共识，那么，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工作就有可能减少误会化解阻力。
第二，塑造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新形象全面而有效地发挥工会的作用
形象好比旗帜，没有鲜明而良好的社会形象无以感召天下。
所谓新形象是针对以往的形象而言的。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形象之鲜明就在于领导劳工与资本的残酷剥削进行无情而彻底的斗争，从经济的斗争发展为政治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则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为终极目的。正是这样的旗帜感召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会的这个形象影响至今。计划经济制度时代的中国工会，虽然会员众多，但是其形象却是被模糊了的，人们能够记起来的工会，不过是福利组织：发电影票（现在也几乎没有了）、搞娱乐活动（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等等。因为工会的形象的模糊，甚至连工会自己都一度提出为“消亡工会”而奋斗的荒唐口号。诚然，那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的：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此，从理论上说，“劳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劳资矛盾产物的工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国工会居然停止活动长达10余年之久。30年前实施改革，“市场”在“计划”中萌生；经历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30年后彻底转变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理念，从理论到实际完全得以确立。那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的中国工会再也不能继续其“模糊角色”的形象了。工会会员流失之迅速不能不说是与工会模糊的形象有关。那么，现代中国的工会需要怎样的新形象呢？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领导班子顺应历史的潮流及时地提出了“突出维护职能”的“总体思路”。“维权”成为中国工会新时期的新形象，这面大旗使中国工会工作为之一振，开拓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工会十三大则高举起了“支持改革”和“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的大旗。中国工会十四大坚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确定的基本职责，提出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会向职工做思想工作的常规理论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企业的利益再小也是大。职工的事情再小也要尽全力去办，这样的理论就彻底改变的计划经济下的工会之形象。
如果把“维权”简单地理解为“维护职工的利益”，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工会的“革命和斗争”的形象。我们将要实现的是全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它与原始积累时代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因此，“革命和斗争”的形象必然使工会的组建工作遭到抵制，尤其是来自非员工方面抵制。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对工会的旗帜做出严谨而鲜明的诠释，从而树立具有感召力的良好的社会新形象。工会的社会新形象按照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着眼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新的形象需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而不仅是在工会内部进行宣传；然而，宣传需要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实际内容。实际的内容必须是工会在参与社会生活中的真正而有效的作用。树立新形象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然而，我们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工作中的新形象的宣传工作中，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例如，工会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工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等等，很少被社会公众知晓；工会尤其是中国工会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力而是一个方面的动力。北京某私营制衣公司和职工的关系一度气氛紧张，因为公司单方制定的某些规章制度极其苛刻，职工十分不满；此时，公司成立了工会，工会代表职工和公司平等协商；结果，重新修订了这些规章制度，职工满意了，公司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一位韩国在华投资的商人，受其本国工会形象的影响起初对在华公司组建工会也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因为根据在韩国的经验他认为工会就是一味与资方抗衡斗争的组织。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其在华投资的公司成立了工会。中国工会的工作使之耳目一新，他撰文写到“中国工会站在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沿”，对中国工会在维护劳工权益和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倍加赞赏：“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会”。工会积极参与到相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效的推动作用，必将得到包括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树立起工会鲜明的社会角色新形象，必将能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顺利组建工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协调与执政党、政府、雇主及其组织和员工的关系共同推进工会的组建工作
烟草有证户渠道外进货是否构成犯罪分析
许建民
随着涉烟案件的增多，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对违规、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加大，涉嫌烟草犯罪案件移送司法部门也增多，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司法解释的缺失，在司法实践中给法律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于是在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但其并不是司法解释，虽然解决了一些法律适用问题，并没有解决所有涉烟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其中持有合法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烟草经营户渠道外进货（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又称乱渠道进货），情节严重的是否构成犯罪存在很大争议。2010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发了法释[2010]7号《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的司法解释，由于各地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办案人员，对该解释的理解不同，对有证的烟草经营户渠道外进货，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和定罪的数量大幅增多。如何正确解读和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以及两高的解释，是分析渠道外进货罪与非罪的关键，笔者试图对这一行为进行解读。
依照烟草专卖法规的规定，烟草制品零售经营户应该从其颁发许可证的辖区烟草公司批发烟草制品，不按规定从其他地区的企业或个人处批发进货，就属卷烟渠道外进货或称乱渠道进货，是烟草专卖法规禁止的行为，如认定犯罪，相对应的罪名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是投机倒把罪，在《刑法》修订废止了这一“口袋罪”，根据修订前刑法分解衍生而来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不管是以前的投机倒把罪还是现在的非法经营罪，其罪状需依据国家有关的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作前置条件，即构成非法经营罪（投机倒把罪）的行为必须具有行政违法性。非法经营罪（投机倒把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其刑事责任的基础不是因为行为违背伦理道德，而是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因此，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投机倒把罪）首先必须违反了行政和经济管理法律法规。行为没有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不能认定为犯罪。
那么烟草经营户的卷烟渠道外进货行为，是否具有行政违法性呢？在97刑法修订前是没有异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投机倒把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理。”国务院于1987年9月17日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投机倒把是指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法规和政策，扰乱经济秩序的经营行为。经营就是指营利行为，它包括收购、运输、销售各阶段。这都是行政违法性的依据，因此烟草经营户的卷烟渠道外进货行为，如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7《刑法》修订后取消了“投机倒把罪”，渠道外进货行为是否还可以套用97修订前的刑法，将其落实到分解出来的罪名“非法经营”上呢？《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第八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或者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或者进行其他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看出，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中，它的前置条件违反国家规定仍没有变，国家对烟草行业的管理法规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但是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五十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针对渠道外进货情节严重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就产生了矛盾，投机倒把罪已被取消，同时废止了法院的“类推定罪权” 渠道外进货在两个烟草专卖法规中，没有明文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构成犯罪，所以各地法院对此种行为有的判有罪，有的判无罪，有的法院还出台文件明文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10]7号《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并没有达到统一地正确适用法律的作用，而因各自的理解不同，烟草部门移送的此类案件明显增多，法院的有罪判决也增多，依据的是解释的第三条规定：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二）非法经营卷烟二十万支以上的；（三）曾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三年内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且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二）非法经营卷烟一百万支以上的。所以对数额达到定罪标准的，都以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论处。也引起了更多的争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解释的条文设置引起了歧义，解释的第三条应该是针对第一条第五款所作的犯罪数额的规定，而很多人理解为是独立设置的一条，认为只要达到这些规定数额的，就要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行为罪与非罪，应该从构成犯罪的主要特征来分析，那么渠道外进货情节严重的行为，是否是是犯罪行为呢？我们从《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烟草行业管理法规结合犯罪的特征来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最基本的特征。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社会危害性是一切违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的共有的特征。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是区分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的重要标准。
渠道外进货的行为有无对社会危害造成呢？从客观上分析并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烟草经营户之所以要从指定供货的渠道外批发进货，是因为在定点的渠道进不到其所需的产品，而在某些地区又不适应消费者而大量积压，于是就产生了渠道外进货的行为。目前国家为了保护烟草这一高利润的行业，还延承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对烟草行业实行专卖，实则垄断。在批发零售渠道仍实行计划调拨制度，但全国各地市场的接受程度与计划调拨产品并不相吻合，造成了有的地区某品牌卷烟积压，有的地区则进不到货。渠道外进货起了打通销售渠道、调遗补缺、物尽其用，弥补疆化的计划调拨体制的严重浪费，客观上起到了合理调节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社会危害性还有轻重大小之分，主要决定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行为侵犯的客体，即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程度有差异，便会导致侵犯社会关系的行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有所不同。侵犯的社会关系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越重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越严重。渠道外进货这种行为仅属于有照的违规经营，因为其执照批准经营的是卷烟，他是有照经营。对进货渠道的违规，并没有改变他可以经营香烟这一基本行为的合法。这种行为没有破坏市场准入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没有扰乱市场秩序，不造成国家税收造成流失，也没有侵犯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其仅仅是违反了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制度，对烟草垄断权威的侵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对国际烟草取销专营管制保护这种不合理的垄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按WTO协议的规则，对进口烟草的特别许可已经放开。进口烟都放开，那么定点批发这样的政策仍然要用刑罚手段来调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了，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重要对象，因为他的社会危害性十分轻微，可以说几乎没有。
二、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犯罪是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是指违反刑法条文中所包含的刑法规范。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触犯刑法的时候才构成犯罪。刑事违法性这一特征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犯罪概念上的体现。认为渠道外进货这种行为构成犯罪的，在《刑法》修订前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以投机倒把罪论处， 97年的新《刑法》废止了这一罪名，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作了修改，删除了“投机倒把罪”，改成“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新《刑法》从投机倒把罪分解出来的是非法经营罪，刑法指引中，只指引到“投机倒把罪”，没有指引到“非法经营罪”。两高的解释也没有对有证经营户渠道外进货作出相应的规定，我们是否可以将渠道外进货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八条“倒卖烟草专卖品”直接适用非法经营罪呢？从词义上解释“倒卖”是以营利为目的，买进卖出的行为。那么从烟草专卖主管机关指定的地方外批发卷烟销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倒卖”行为，此前把两高解释的第三条，认为是单独设置的一条，可以对渠道外进货这种“倒卖”行为，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似乎意是合情合理的。笔者认为这是误读了两高解释的本意，解释的第三条不是单设规定犯罪的条款，我们还可以从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中得到印证，它明确规定是对四种无证经营烟草制品犯罪数额的设定，而不是单独设置的对其他涉烟案件的条款。解释的其他条款也没有渠道外进货可以构成犯罪的明文规定，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共有7种，其余都是行政责任，没有规定渠道外进货可以构成犯罪的条款。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取消了类推定罪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把有证经营户渠道外进货，简单地等同于“倒卖”，直接套用到非法经营罪上。我们从立法者和两高的解释意图分析，在加快发展市场经济、开放市场的形势下，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对这种仅仅是行政违法的行为，就不硬性地规定为犯罪，还是以行政法规为主来规范调整。
（三）应受刑罚惩罚性，即实施了违法行为应当承担受国家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有证经营户渠道外进货，一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二法律没有将这种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也不符合刑事违法性的法律特征，因此渠道外进货不认为是犯罪不宜以犯罪论处，还是用烟草专卖法规来调整为妥，使我们的法律适用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