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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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金昌市人民政府


金昌市人民政府令 第46号




　　《金昌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已经2011年10月13日市政府第7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



　　　　　　　　　　　　　　　　　　　　　　　　代市长：张应华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金昌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食品安全生产经营领域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严厉打击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创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良好氛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食品安全举报电话12345及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受理、督办或者直接参与调查处理的食品安全违法举报案件。
　　第三条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全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工作的实施。
　　市农牧、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商务等有关部门（以下简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食品安全举报的受理和查处工作。
　　第四条 食品安全违法案件举报途径包括：
　　（一）来人举报；
　　（二）电话、传真举报；
　　（三）信函举报；
　　（四）行政执法部门或司法部门移交的由个人举报立案查处的案件；
　　（五）其它途径。
　　第五条 举报下列食品生产经营领域违法活动的，属于本办法奖励范围：
　　（一）种植、养殖、加工、经营过程中，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农业投入品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
　　（二）违法违规生产、加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
　　（三）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成品；销售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动物、水产等及其制成品的；
　　（四）经营应当检疫却未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国外进口食品的；
　　（五）在食品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不合格食品冒充合格食品的；
　　（六）伪造食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商标、质量标志或名优产品标志的；
　　（七）生产经营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食品及相关产品的；
　　（八）销售失效、变质、过期以及不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或者伪造、涂改食品生产日期延长明示保质期的；
　　（九）未取得《屠宰许可证》私屠滥宰的；
　　（十）应当取得而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等证照，从事生产经营食品的；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未取得《清真食品准营证》从事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已取得《清真食品准营证》的生产企业使用非清真食品原料生产清真食品的；
　　（十一）未按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范围、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
　　（十二）其它违反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
　　第六条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不得推诿拒绝，对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应当详细记录举报相关情况，并对举报人的所有信息予以保密。对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举报，应在24小时内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同时告知举报人。
　　第七条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办结所受理的举报。情况复杂的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60日。
　　第八条 举报奖励方式：举报的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即可予以奖励。奖励对象原则上限于实名举报人，但对匿名举报案件查实后，受理部门和机构认为可以确定举报人真实身份的，酌情给予奖励。凡不同举报人举报同一事件或同一对象的，只奖励最先举报的人。属于申诉案件的举报则不适用。
　　第九条 举报奖励级别分为以下四个等级：
　　（一）一级举报——能详细提供被举报人或单位的违法事实并能够提供关键证据和票据，并积极协助案件调查，举报情况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
　　（二）二级举报——能提供被举报人或单位的违法事实并已掌握部分现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并协助案件调查，经查证，举报情况与违法事实相符；
　　（三）三级举报——已取得部分重要证据，但尚未对违法事实进行直接核实，仅提供查办线索，未配合案件调查，举报情况与查办事实基本相符。
　　（四）四级举报——有部分物证，但未经过核实，仅为怀疑、推测性举报。
　　第十条 依据举报人举报的具体情况，并参照涉案货值数额的大小，给予举报人一次性货币奖励。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一）对于货值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按照举报奖励等级分别按货值5-6％，3-4％，1-3％，0-1％给予奖励；
　　（二）对于大案要案，行政执法机关已经实施行政处罚或者未作行政处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视不同情况由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按照举报奖励等级分别按货值4-5％，2-3％，1-2％，0-1％给予奖励，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对执法机关查处后无涉案货物，但证实被举报者存在违法事实的，可视情节给予举报人100—1000元奖励。
　　举报人有特别重大贡献的，奖励额度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第十一条 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并尽可能详细、准确地提供举报内容及线索，以便于查处。举报人应对所举报的事实负责，对借举报之名捏造事实诬告他人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举报人应当自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30日内，凭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明等到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领取奖金并办理签收手续。委托他人代领的，受托人需持有举报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明。逾期不领的，视为放弃权利。
　　第十三条 举报受理单位严格执行举报保密制度。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举报人姓名、住所、工作单位或其他身份资料。
　　第十四条 食品安全举报奖励资金由市政府设立20万专项资金，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管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金昌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5年。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本院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1956年9月24日，最高法院

现在把本院派出的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印发给你们，希各地人民法院重视这一问题。
报告中反映了对劳改犯人“加刑”时，在法律上不区别犯罪与不犯罪，对劳改单位的送案材料不进行或不认真进行调查对证，不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审判制度进行审判，甚至只凭劳改单位送案材料，即行草率“加刑”等违法情况，根据本院的了解，在其他人民法院有些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是要通过审判活动来保卫法制的，象平坝县人民法院对劳改犯人“加刑”的作法，却是漠视了人民民主法制，这种作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有关的人民法院必须迅速予以检查纠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今后继续发生这类情况。
上述所谓“加刑”，实际上是人民法院因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或发现以前漏判的重大罪行而进行的审判，这种审判称之为“加刑”是不妥当的，人民法院对于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案件的审判，同样必须按照审判程序进行，即：经由人民检察院起诉后，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公开审理、陪审、合议、辩护、回避等项审判制度进行，并且应该切实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
对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以来已决犯的“加刑”案件，各地人民法院可依照今年7月全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的精神，与公安、检察机关协商后，结合这次复查案件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发现判决“加刑”确有错误的，应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加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报告本院。
各高级人民法院如认为需要时，可将本通报转发有关机关参考。

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根据平坝县人民法院统计，从本年1月到6月22日，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劳改犯人共40人（40件案件），占全场劳改犯人总数的4．3％，在这40件案件中，尚未处理的1件，决定不“加刑”的8件，判决加刑的31件，被“加刑”的犯人共31人，占全场犯人总数的3．3％。
我们就平坝县人民法院关于劳改犯人“加刑”案件30件进行了检查，除其中有6件法院认为不能构成犯罪，退回农场，未予“加刑”外，其余24件经法院判决“加刑”的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案件，多数是在定期评比中采取了对犯人“算总帐”的办法提出的。法院在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内，不论过去的、现在的、已处理的、未处理的、犯人自己检讨的、别人揭发的事实，也都一律罗列进去。每个判决书上犯人的犯罪事实少则4、5条，多则10余条；很难看出判刑的主要根据是什么。这些事实除少数外，都不能构成犯罪。
（2）连续“加刑”的犯人在“加刑”案件中所占比例很大。24件判决“加刑”的案件中，“加刑”2次的8件、“加刑”3次的1件，“加刑”4次的1件，共10件。占全部“加刑”案件的41％。其中石邦富（军人，因贪污被判刑）原判一年半徒刑，其后“加刑”4次，成了无期徒刑（前三次不是平坝县法院加的）。他被“加刑”的原因就是因“加刑”后思想抵触，对立情绪严重，因而逃跑，辱骂干部、抗拒劳改，说怪语，破坏工具，侮蔑政府，不服管理等。越“加刑”，对立情绪就越厉害。
（3）犯人被“加刑”后，上诉的很少。24个“加刑”案件的犯人中表示上诉的只有一人，没上诉的有23人。没上诉的主要原因，是犯人明知量刑过重，或事实不符，但因怕提出上诉被认为不老实，就不敢提。另外是因为不懂法律或法院对上诉权利交代得不够清楚。如法院干部告知说：“你看判决有和事实不符的地方，可以上诉。”犯人认为事实没有大的出入（他们不知道这些事实是否算作犯罪），所以虽对量刑有意见也就不再上诉了。
对判决“加刑”的24件，经我们两次逐件讨论研究，认为真正应该“加刑”的只有5件，占“加刑”案件总数21％；不应该“加刑”的有15件，占62％；事实不清无法认定的4件，占17％。
在应该“加刑”的5件中，有的是进行脱逃或组织脱逃；有的是劳改中连续偷窃多次，数额又较大；有的是公开抗拒劳动，不服管教而情节又比较严重或确属故意破坏生产的。如政治土匪案犯张昌凡在劳动中乘机脱逃，被追回后，结合他平日表现（讲怪话，违犯操作规程等）“加刑”二年。
不应该“加刑”的15件，从情节上看，大都是生产完不成计划，干活质量差，劳动不积极，说过些落后的、反动的话，数量极小的小偷小摸等。其中一部分只能根据劳改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给以行政处分，另一部分连受行政处分也不够条件，只是批评教育问题，但也都“加刑”了。如烟毒案犯孙定荣挖花生时丢了花生75颗，水田加工只完成计划75％，偷移椿号，谎报生产成绩，中耕旱稻时拔掉了旱稻20多窝，捉虫未捉净，运稻草时把稻草撒在路上，因而被“加刑”半年。又如烟毒案犯李光宇爱讲点怪话，劳动中有些偷懒，偷过12两多烤烟。吃猪肉时把一块有毛的肉皮丢在地上用脚踏住，别人问他时，他说：“踏的是猪毛”。（无法认定是故意）因而认定该犯“一贯不认罪服法，公开抗拒劳动改造，进行造谣煽动，侮辱人民领袖”，加判该犯徒刑二年。
事实不清，无法认定是否犯罪的4件，都是口供与判决有很大出入，又未从侧面查对材料，因而很难断定是否应该加刑。如土匪案犯袁伯凯，判决认定多次行窃，屡教不改，但据他本人说，所认定偷窃的物品，有的是自己捡来的破烂，有的是别人掉了被捡起的，有的并无其事。地霸案犯李应康，原判认定挖断了墙壁中的竹片，企图逃走，但证人的证言前后不符，有关事实也未查清，李犯又坚不承认，因而无法认定。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客观上由于农场部分干部本身有单纯惩罚观点，所反映的某些材料不够实事求是；全部“加刑”案件都未经过检察院起诉；法院干部少（只9人），无力对每个案件直接进行查对。主观上除法院领导上坚持原则不够，法院干部从肃反以来产生了某些盲目重判的情绪外，从平坝县法院处理劳改犯人“加刑”案件的情况来看，在事实认定上，适用法律时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上，贯彻审判程序上也还有以下几个重大的缺点：
（1）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不清，把一些显然不能构成犯罪的行为当成犯罪。
从判决所列举的事实上看，大致可分以下四类：甲、生产方面：未完成生产计划，过失损坏生产工具，不听从指挥，干活质量差，谎报点成绩，而这些消极的或积极的行为又都是很轻微的；更轻微的如掉了几穗谷子，几个虫没捉，也都列了进去。乙、日常表现方面：因生活或其他问题不满，讲怪话、发牢骚、讽刺谩骂，说反动话，与干部顶嘴，吃饭扔掉了几颗谷子，说了句“吃不饱”（前一段粮食定量供应时吃不饱确是事实）等，但也都是比较轻微的行为。丙、轻微犯罪、违法行为：偷些吃的或零星的生活用品；消极怠工或偶而反抗不出工；没有造成伤害的打架等。
丁、已经构成犯罪的：这方面的为数不多。如逃跑或组织逃跑；有一定程度损失的故意破坏；公开带动抗拒劳动，屡教不改；行凶等。以上四类除最后一类可以判刑外，其余三类都不能构成犯罪，而是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的问题，但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却往往认为是犯罪而予以判刑。
（2）不区别故意与过失，把过失都认为是故意，因而把不少尚未构成犯罪的过失行为都认为是故意破坏。如因疏忽，生产了一些不合规格的产品，锄掉了几株庄稼，损坏了一些工具，统统被认为是“故意”破坏。这类例子是很多的。
（3）很多事实未经过查对，特别是忽略了从有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了解，以至有些案件认定事实缺乏足够的根据就草率判刑。如犯人肖章灿被认定用热水冷却蒸馏水，蓄意破坏，但据肖犯谈，因他一人兼管帐目、护理等工作，换水不勤，至冷水变成温水并未用热水冷却（还有些其他情节，从略）。法院对这个重要事实未查对清楚，就判了刑。
（4）没有认真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审判制度，在审判程序上存在着很多重大缺点。从抽查的30件案件中来看，除退回6件外，24件中只有1件在程序上基本合法。其余23件全部没经过辩护；没公开审判；有19件无合议庭记录；9件无陪审员署名；19件判决书署名不合法（包括署名人并未讯问、一人自问自记、院长未审即署名等）。突出的是其中17件都是农场管教股干部自讯、自记、自己拟判，法院只出了个名。另外，查阅的30件案件，均未经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人员去农场调查案件时，也未说明自己的身份。因此据个别犯人谈，是否法院问过他们，还闹不清。当然，全部实现正规的审判程序是有不少困难的，如法院很难找到辩护人，提讯犯人因离农场远，有一定困难，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实行陪审、合议、公开审判等制度，还是可以作到的，而法院对这些也并未认真贯彻实行。
由于盲目“加刑”的结果，在劳改犯人中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被“加刑”的犯人思想不通；部分犯人对立情绪极为严重，如恶霸案犯韩杜氏曾三次被判“加刑”，越“加刑”，抵触情绪越严重。在第二次“加刑”后，竟公开诽谤政府的某些政策，破坏庄稼，大吵大闹。第三次“加刑”后。她说：“我是个挂了黑牌的犯人，再争取也得不到干部的信任。”不少未被“加刑”的犯人产生恐惧心理，暗地表示不满。如有的犯人说：“‘加刑’如喝冷水，减刑如上青天。”有技术的犯人不敢说自己有技术，怕作技术工作出了事故被认定为“蓄意破坏”。总之，草率“加刑”的问题如不迅速解决，我们在政治上将会受到不少的损害。因此，我们建议：
（一）结合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所布置的复查案件及最近中央决定清理监狱、看守所、劳改队的工作，对去年肃反以来的劳改犯人的“加刑”案件及留场人员的判刑案件，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
（二）今后劳改犯人另犯新罪的案件应该经过检察院起诉。
（三）劳改犯人如犯新罪，法院决定交付审判时，应该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的规定进行审判。
（对平坝农场的“加刑”案件，第一次是根据案情摘要在平坝农场研究的，除工作组同志外，部分案件还有省劳改局李科长参加；第二次在省院研究时，有携卷来省的平坝县院袁副院长、省院蒋副院长、刑庭石庭长及研究室同志共同参加。初稿写出后，曾征求省公安厅、劳改局、司法厅、省院叶院长、蒋副院长的意见。又作了修改，回到本院后，又作最后修改。并此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