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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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判定根据

——评刘某销售伪劣种子案


案情简介：

这是公安部公布的“亮剑”行动打击假冒伪劣农资犯罪典型案例之一。

2009年10月至2010年4月间，河北省的HK种业先后从甘肃省的QF种业、河北省的ZC分公司购进胡萝卜散种子7875KG，命名为“早春红玉”、“红春秀”、“红宝”，经加工、包装、标识成包装种子，销售给内蒙古自治区的种子经营者。该种子经内蒙古的农民购买种植，秋收时发现生长发育的胡萝卜出现黄、裂、叉、木质化现象，造成重大损失。

2010年6月30日，河北省的HK种业用自市场上购买的印有韩文的娃娃菜种子包装袋包装，以不干胶文字标示从山东潍坊某中心购进的娃娃菜种子100KG。河北省的种植大户购买该种子种植，秋收时发现生长发育的娃娃菜不抱心，疑似普通大白菜，造成重大损失。

某市检察院以涉案娃娃菜种子是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且产地与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胡萝卜种子是种子种类与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销售的伪劣种子使种植户遭受3106420元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47条之规定为由，诉至某市中级法院，要求追究HK种业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及其儿子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刑事责任。如果该指控成立，刘某可被判处无期徒刑。作者认为，该指控判定伪劣种子的根据，是错误的。

1指控被告人犯销售伪劣种子罪，缺乏最基本的证据材料。

法律规定，对产品质量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种子法》第七章对种子质量作了专门、明确、具体的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了检验标准，第四十四条规定了检验机构，第四十五条规定了检验人员，第四十六条以列举方式规定了五种假种子和五种劣种子的判定依据。审理伪劣种子案件，无论是确定涉案物为假种子还是劣种子，都必须有由《种子法》规定的上述法定机构的法定人员依据法定程序和法定标准进行种子质量检验得出检验结论并制作的种子质量《检验报告》。

法律规定，种子经营者应对种子质量负责；种子质量责任分为品种质量责任、包装质量责任和假劣种子责任三种。种子质量《检验报告》，是区分三种种子质量责任的重要证据。未经检验，未确定冒充和被冒充的种子，就不能判定涉案种子是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冒充型假种子；未确定与标签不符种子的种类、名称、产地，就不能判定涉案种子是种类、名称、产地与标注的内容不符的不符型假种子。未经检验，未得出涉案种子的质量检测值，未确定涉案种子的质量检测值任一项达不到相应标注值或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所明确的相应规定值，就不能判定涉案种子为劣种子。

该案没有《种子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配备的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种子质量检验人员按照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检验程序、依据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假劣种子判定标准、对涉案种子实施检验后得出被检种子属于假劣种子的检验结论，并出具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内容、格式和填写方法、标注“CASL”标志和证书编号的《检验报告》，指控被告人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缺乏最基本的证据材料。

2指控被告人销售伪劣种子的事实，均不成立。

2.1涉案胡萝卜种子标签上标注的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四项法定标注项目的“标注值”，均高于国家标准《GB 8079—87蔬菜种子》规定的“规定值”，种子质量合格。起诉书有关胡萝卜种子属于“质量低于国家规定的种用标准的”劣种子的指控，不符合事实。

涉案胡萝卜种子的标签标注的执行标准是GB16715.2-1999。GB16715.2-1999是农作物种子白菜类国家标准的代号。《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没有规定种子质量标准代号是判定劣种子的标准。起诉书以被告人经营的胡萝卜种子标签标注的种子质量指标的标注值，低于所标注的种子质量标准代号所对应的白菜类质量指标的规定值为由，指控其销售的种子为劣种子，不符合法律规定。

2.2娃娃菜属于大白菜的一个微型植株品种，和一般的大白菜属于同一物种。涉案娃娃菜种子标签正面用图形标注其是结球白菜，背面用文字标注品种名称为娃娃菜，种子使用者种植后生长发育的植株是大白菜。依据《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5.1.1.1、《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扦样》、《瓜菜作物种子白菜类》、《北京市第26批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名录》规定，学名结球白菜和常用名大白菜属于同一个作物种类，涉案种子作物种类没有标错。起诉书有关涉案娃娃菜种子属于“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假种子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2.3“种子种类”是对“作物种类”与“种子类别”联合标注的简称。涉案种子对“作物种类”与“种子类别”采取的是分别标注。用胡萝卜图形和结球白菜图形的方式标注其所属“作物种类”分别为胡萝卜和结球白菜；用F1符号标注胡萝卜种子的“种子类别”是“杂交种”；因《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5.1.1. 2规定常规种可以不具体标注，所以娃娃菜种子没有标注“种子类别”。涉案种子的“作物种类”和“种子类别”标注合法。

《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和《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都规定种子标签应当分别标注“作物种类”和“种子类别”。由于法律没有规定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种类”，所以不可能存在“种子种类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起诉书有关涉案种子属于“种子种类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的指控，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

2.4潍坊某中心的证明及其《销售凭证》、从山东潍坊向河北青县发运种子的《包裹票》和娃娃菜种子包装袋，证明HK公司经营的娃娃菜种子产自“山东潍坊”，种子标签标注的产地是“山东潍坊”，两者的“产地”一致。起诉书有关涉案娃娃菜种子属于“产地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即使产地与种子标签标注不一致，也属于《农业部办公厅关于2009年度农作物种子市场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规定的种子标签不合格；起诉书指控涉案娃娃菜种子属于“产地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3产地与标签标注内容不符的刑事责任。

一般情况下，产地标注不真实的种子并不影响种子的内在质量，不丧失种子的“使用价值”，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产地不符，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规定的假冒产品。《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规定侵犯、伪造产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也没有规定侵犯、伪造产地的犯罪。对产地标注不符的假种子追究伪劣商品罪的刑事责任，缺乏构成伪劣商品罪的实质要件，不应将其列为伪劣商品犯罪对象的范围。

产地，在国际贸易中也被称为原产地、原产国。种子生产的质量不但与产地的气候、环境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与产地的植物检疫有很大关系。《种子法》规定种子标签标注产地的目的是加强植物检验，防止带有国家规定检疫对象的有害生物的传播，保护生态安全。因产地标注不符造成检疫对象传播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的应是“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刑事责任，而不是销售伪劣种子罪。以产地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为由指控刘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适用法律错误。

4以标签标注行为违法为由指控被告人犯销售伪劣种子罪，混淆了经营“行为责任”和种子“产品责任”的界限。

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事项和标注的真实性，是《种子法》第三十五条设立的种子标签真实制度规定的内容，属于种子经营行为的规范。依据《种子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该规范的，应承担行政责任；未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即使种子经营者标注种子标签的行为违法，应当承担的也仅是经营“行为责任”。种子经营者标签标注行为违法，不等于其销售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不应以标签标注行为违法为由追究种子经营者的种子“产品责任”。起诉书以种子标签标注的内容为判定依据，指控被告人经营的种子标签标注的种子质量指标中的标注值低于所标注的白菜类种子质量标准代号所对应质量指标的规定值的胡萝卜种子为劣种子；标签标注的娃娃菜种子实为大白菜种子是“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假种子；娃娃菜种子为“种子种类、产地与标注的内容不符”的假种子。起诉书将《种子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种子标签标注等种子经营行为按《种子法》四十六条规定的假劣种子判定，混淆了“种子经营”的“行为责任”与“假劣种子”的“产品责任”的界限，对违法事实的属性判定错误。
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的认定及分割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及难点问题，特别是共同债务的认定及分担，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因而成为夫妻离婚诉讼中的棘手问题。本文就这一问题做一浅显理论探讨、现状分析，并试图提出完善我国夫妻债务制度的设想，以期抛砖引玉、有益司法。
一、夫妻共同债务之概念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之概念，当前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出于共同生活之目的或为维持共同生活之需要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此概念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之债务方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依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结婚之前所负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婚后夫妻共同生活的，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显然，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时间也可以在婚前。
第二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因婚姻共同生活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履行法定义务所负的债务。”此概念较之第一种观点较为全面，但忽略了夫妻双方合意也能产生夫妻共同债务之情形。
第三者观点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或其遗产继承人依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共同负有的为了满足债权人请求而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之义务。”此观点以债法角度对夫妻共同债务之概念进行了阐述，并认为遗产继承人有承担夫妻共同债务之义务，夫妻共同债务系特殊连带之债，遗产继承需负担之债为遗产范围内之债，无法等同。且夫妻共同债务与普通债法意义上之债务有所不同，为特殊债务，以普通债法概念概括，略显勉强。
此上三种观点，均大体概括了夫妻共同债务之概念，但也略有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系夫妻双方出于夫妻共同生活之需要或由夫妻双方合意而产生所负之债务。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之界定，在我国大多数婚姻家庭专著和相关学术论文中，夫妻共同债务被定性为连带之债，笔者认为，简单认定为连带之债未免草率，夫妻共同债务基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双方合意而产生，连带之债基于合同约定产生，产生基础不同；夫妻之间可以约定财产归属，而连带之债债务人无法约定，需无条件履行相关义务，夫妻之间离婚时，共同债务可以先行协商，由夫妻自行决定如何履行，协商不成方由法院判决，而连带之债则无此选择项。
同样，我们发现，夫妻共同债务也不是普通的共同债务，两者有着较大的差异，既然夫妻共同债务既不属于连带之债，也不属于共同之债，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特殊之债。
二、当前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之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理论来源主要来自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主要有两个认定标准，经归纳总结，笔者认为可分为“用途认定”和“身份认定”两种标准。
用途认定，顾名思义，用途认定即是以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认定标准，对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概念，法律上并未明说。实践中往往体现为该债务是否基于夫妻共同生活之所需要，如经营之需要、维持生计之需要，抚养赡养之需要，凡满足此要件，即在实践中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然而，实践中发现，夫妻共同生活有其内部性和不可知性，债权人想要证明该债务之用途殊为不便，也降低了司法实践之可操作性。
身份认定，因用途认定被证明在实践中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之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夫妻一方能够证明与债权人约定为个人债务仰或债权人知道其实行约定财产制。该条文以婚姻关系存续为判断为夫妻共同债务之前提，故称为身份认定，因对债权人保护力度大为加强，亦增加两条限制条款，但此限制条款之举证责任在债务人，实践中债务人藉此限制条款成功翻盘之案例亦不为多，可以说，利益保护之天平已倾向于债权人。
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中，夫妻感情并不和睦，有些甚至分居，如此情况下，常发生夫妻一方凭空举债，于离婚时要求另一方共同偿还之情形，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往往无策，仅能以调解不成不予理涉，无依据对此情形予以深入处理，如无相应办法出台，恐降低法院公信力。
法律要求若要激活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中的限制条款需由夫妻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激活限制条款之难度相当之高，试举一例说明：甲因嫖娼被抓，电话委托朋友乙代缴罚款5000元后获释，后甲与其妻离婚，乙以该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由要求甲与其妻共同偿还，在此情况下，如甲妻欲证明该借款非共同债务，需证明上述两种例外情形存在，但此案件证据往往掌握在债权人乙和举债方甲手中，甲妻往往难以收集到有效证据，且夫妻二人处离婚诉讼中，甲协助其妻收集证据的可能性很小，如此显然不能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夫妻共同债务之分割亟需更具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出台，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及人民需求。
三、夫妻双方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之建议
基于当下的婚姻立法中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立法较为模糊简略，即使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也存在一些模糊和争议之处，不利于实践操作中很好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救济债权人权利，我们应当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立法：
1、建立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因互有代理权而产生的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超出该代理范围的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没有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除外。当然，并非所有家事皆可代理，如具有人身性质的继承、收养等事项，所涉金额较大，占到夫妻共同财产总额较大份额之行为或会对夫妻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之行为，这些内容都是需要立法者悉心权衡斟酌的。
2、建议允许将债权人作为离婚诉讼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夫妻一方恶意逃避债务或虚构虚假债务的情形，为进一步明确债务，维护公正，只有债权人参与离婚诉讼程序，离婚时债务的处理对债权人来说才可能是公平的，其处理的效力也才能及于债权人。建议立法上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法律规定。在程序上可以规定如下：可以由离婚诉讼当事人申请让债权人加入程序或由债权人主动要求加入程序，人民法院不依职权通知债权人加入诉讼。如果在整个离婚诉讼中，未有离婚当事人或债权人申请加入诉讼的，债权人也可就该债权另行提起诉讼。
3、建立夫妻约定财产登记公示制度，是对当前婚姻法解释中不予认定夫妻共同财产需举证情形中之一即证明第三人知晓夫妻双方实行财产约定制的有效自我保护途径，该登记类似于物权登记，是夫妻间对于未来隐患未雨绸缪的法律自助。因国民多无登记个人财物之风俗传统，夫妻财产更属隐私，故此制度之完全建立尚需时日。
4、建立分居登记公示制度，当前，夫妻分居现象颇为普遍，分居事实是诸多法律问题的重要参考，比如判断婚姻感情基础是否破裂，考虑孩子抚养权归属，判断某些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后者，因我国尚无完整的分居法律制度，故司法实践中很难权衡分居事实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所造成的影响。建立分居登记公示制度能有效处理夫妻分居期间产生的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之纠纷。因分居具有时间性，可以两年为一次登记期限，于此期间内可对抗第三人，即推为第三人已知分居之事实。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夫妻财产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实意义及法律意义皆至关重要，规范和完善这方面法律制度，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亦引导人们价值取向，需要立法者立法时充分运用智慧分析此间利益平衡，灵活切合实际，增强司法实践中之可操作性，使之真正健全。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