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生产血液制品定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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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


关于在律师队伍中开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活动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2008年10月，周永康同志在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回答了我国律师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问题，为推动律师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广大律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司法部决定，自今年5月开始，在全国律师队伍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现提出意见如下。

一、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

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紧围绕我国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定位，着眼于提高律师队伍素质，增强服务能力，树立良好形象，把握好学习讨论和工作实践两大环节，进一步加深律师管理人员和广大律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深刻内涵、基本要求和职责使命的理解，使广大律师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定位上来，自觉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责使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要求

各地要按照司法部的统一部署，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律师工作特点，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现目标要求。

（一）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信念。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周永康同志在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律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是由我国宪法法律和国情所决定的，是我国律师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刻领会律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领会律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必须坚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宪法的基本政治要求，必须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刻领会律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必须依法履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使命，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服务者、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者、社会和谐稳定的促进者。通过开展学习教育，使广大律师深刻理解和认识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定位的本质内涵、基本要求和肩负的职责使命，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信念。

（二）扎实开展工作实践，依法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责使命。自觉践行"五者"的要求，把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努力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重点工作，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职责，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积极开展工作实践，依法履行职责使命。当前，要重点围绕实现中央作出的"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决策部署，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律师工作职能作用，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通过开展工作实践，律师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思路进一步清晰，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服务成效进一步显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增强。

（三）加强工作建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基本定位，按照"政治坚定、法律精通、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要求，认真查找律师队伍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努力解决影响和制约律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突出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自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律师队伍进行思想渗透的图谋；加强诚信建设，坚持依法执业、诚信执业、尽责执业，坚决防止和纠正各种侵害群众利益行为；加强规范化建设，规范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的关系，规范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加强律师文化建设，培育和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律师执业精神；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律师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通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律师执业理念进一步端正，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进一步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规范，律师队伍依法执业、诚信为民的社会形象进一步树立，律师行业的社会诚信度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律师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进一步提高。

三、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方法步骤

这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从今年5月开始，到2010年5月结束，活动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是动员部署。此意见下发后，各省（区、市）司法厅（局）按照司法部的要求，认真组织学习传达，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意见，推动本地区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

二是学习教育。在广大律师中普遍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就"如何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进行思想讨论，找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不足，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方案和意见。

三是主题实践。结合前一阶段的学习讨论活动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组织开展实践活动和工作建设活动。司法部、全国律协将适时对此次教育实践活动进行督导检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地律师协会要加大督导检查工作力度，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这一阶段结束后，由各地律师协会指导督促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对工作进行总结，写出书面报告。

四是总结表彰。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和各地律师协会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全面总结并分别书面报告司法部和全国律协。整个活动结束后，司法部进行总结表彰，交流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工作成果，通报表彰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司法部对教育实践活动各阶段工作不做具体时间要求，由各省（区、市）司法厅（局）结合本地区律师工作实际自行安排。

四、组织领导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是事关律师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贯穿全年律师工作的一条主线。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地律师协会要高度重视，切实将这项工作放到重要位置，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重视做好信息工作，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及律师协会要及时向部和全国律协报送有关信息，司法部将采取一定形式予以通报。

（二）统筹兼顾、相互促进。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要与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结合起来，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结合起来，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律师法》结合起来，坚持统筹兼顾，做到有机衔接、相互促进，既突出工作重点,又保证各项工作整体推进。

（三）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各地研究制定指导意见、确定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都要从本地区实际出发，紧扣活动主题要求。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督导和检查，也要重实践、重效果。要建立教育实践活动的工作进度表，对活动内容和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动态监管，防止和克服走过场，确保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四）总结典型，加强宣传。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络等各种媒体，加大对教育实践活动的宣传力度，交流学习讨论的思想认识，展示工作实践的丰硕成果，展现工作建设的积极成效，营造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良好氛围。要结合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注重总结经验、发现典型，大力宣传律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中的突出事迹和典型做法，大力宣传律师工作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人物，树立典范，弘扬正气，提升律师的社会形象，增强社会各界对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律师工作的良好氛围，为律师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司法部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及时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

秦前红 叶海波


任何国家，都可能因为内乱外患、天灾地变甚至人祸而陷入紧急状态之中。紧急事件的出现使社会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区域或者整体的正常秩序被扰乱。为了恢复到正常状态，必须采取有绩效的紧急对抗措施，迅捷地调动一切人力和物力来应对紧急事件。紧急事件的突发性和紧急状态的紧急性必然要求将一种强制性的组织权力赋予某个机关，并尽可能地减少对这种紧急权的行使的种种限制。
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权力相比，紧急权具有较强的专断性，并且高度集中在某一机关之手。这种专断性权力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应对突发灾难的长久选择的结果。当然，紧急权主体的单一性和行使的专断性，也决定了紧急权行使失控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现代宪政国家，一切国家权力的渊源和行使都必须征得宪法的许可，所以各国或者在宪法中或者制定单行的法律来规范紧急权的行使。如1961年委内瑞拉宪法就设置“紧急权力”一章来规范对抗紧急状态的相关事宜，而英国、美国和前苏联则分别制定了《紧急状态权力法》《全国紧急状态法》《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值得一提的是，相当多的国家在紧急状态法中对紧急权的行使设置种种法定限制后，还赋予公民紧急抵抗权以抵抗非法紧急权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可以说，建立一个既保证紧急权高效率的行使又谨防其给公民、团体和国家带来危害的法律系统，是当今宪政国家有效对抗紧急事态的成功经验。
自年初在广州发现SARA（非典型肺炎）首例病例以来，这一传染性疾病迅速扩散到十几个省市（截至今日，全国共有 26 个省市共确诊 2914 例，存疑 1921 例，其中死亡131 例——见新浪网刊登的卫生部27 日通告。），并且引起了部分药品、生活用品的抢购风波，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许多省份事实上处于紧急状态。在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过程中，部分省市之间主要领导人重视程度、对抗措施力度以及疫情控制结果的差异，充分体现了中国应急系统的种种缺陷。如在最早发现病例的广州，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而首都北京近来的病例报告却迅速增长，死亡率偏高，甚至还将SARS输出到了其他省份如湖北。全国对SARS的重视程度也只有在胡锦涛总书记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和总理温家宝三令五申，并撤除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后才有大幅的改变。
中国对抗SARS的历程体现出如下两个特征：一是紧急对抗措施得力与否、疫情能否及时控制，取决于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应紧措施的采取具有较强的恣意性，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左右着局势的轻重缓急。二是社会资源的动员成本极高，只有在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做出指示甚至严重警告后，这种动员才得以顺利进行。这两个特征反映了中国应紧系统存在着效率低下、人治化严重等重大缺陷，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紧急状态立法的滞后。
尽管我国历史上早就有紧急状态的记载，如《三国志·魏·王朗传》上载“今六军戒严”，并且在建国前后就出现“军事管制委员组织条理”的紧急状态立法，但从1954宪法到1982宪法，我国关于紧急状态的宪法规定发展变化不大，现行82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只有区区的四条，其中第六十条是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紧急状态下的任期和选举问题，第六十二条第十四项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十八、十九和第二十项是关于战争状态的宣布、全国总动员和全国及部分地区的戒严问题，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是关于国务院宣布部分地区戒严的规定。比较突出的是，至今我国没有关于紧急状态的专门立法。这种立法滞后的现状，极大的影响了在紧急状态出现时政府应急的成效。在大多数国家，只要紧急状态被宣布，相应的政府机关必须全力以赴应对紧急危险，从而减少人为的怠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这次SARS事件中，我国由于没有任何机关确认紧急状态的存在，有些政府机关采取了瞒报病情甚至不重视的态度，导致SARS在部分地区的失控；在疫情极为严重后又采取一些并无法律依据的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措施。紧急状态立法的滞后导致了应急系统的不完善，进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对近几年全国各界人士艰苦努力制造的法治追求和氛围的破坏——当今我国采取的大部分紧急对抗措施不但无法律依据，还是对宪法和其他法律的重大侵犯。为了应对以后还会出现的种种紧急状态，我们必须在修改宪法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考察各国关于紧急状态立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紧急状态法必须处理好下面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 紧急状态法的法律部门归属问题。
紧密状态是常规状态被破坏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社会都可能交替地存在两个状态和两种性质有别的社会秩序。两种状态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正常状态下，社会的各成员之间尽管也存在重重的冲突和矛盾，但总体上讲，社会处于一种和谐有序之中，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以及各种宪法权利都能得到法律保障；而在紧急状态下，原有的和谐的宪法秩序受到威胁甚至已经被破坏，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自由遭到了重大威胁，死亡和动荡是这种状态下社会的经常现象。基于这样的一种本质区别，宪法对于两种状态下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分配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正常状态下，可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的主要敌人是国家权力，因而在正常状态下，宪法通过权力分立的方式将国家权力的行使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并设计一系列程序来捆绑其手脚——此时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宪法自由。
但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分配及运行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与正常状态时存在巨大差别。具体而言，紧急状态需要权力高度集中行使，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下达命令，这种权力带有“专制”的色彩，而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则受到多重限制，社会资源必须随时听从权力的调遣。紧急状态法就是要形成这样一种满足应对紧急危险需要的权力分配，所以，从调节的社会关系来看，它实际是在规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以及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的关系，因而对紧急状态中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予以分配的“紧急状态法”应该是一部宪法性法律。
紧急状态法的法律部门属性决定了关于这一立法的权限归属。从我国的立法权分配体系来看，《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排他性的享有关于“刑事、民事和国家机构”的立法权。作为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紧急状态法，唯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享有立法权。据悉，卫生部正在组织专家制制定“突出公共卫生文件应急条例”，规范突发公共卫生文件的报告和处理事项。勿庸置疑，这是对紧急状态的一种积极的立法反映，表明了政府部门试图将部分紧急状态的处理纳入法治的轨道，但无论从立法权限和法律位阶上讲，这一立法尝试都有待商讨。
第二， 紧急状态下宪法的效力问题。
在现代宪政国家，宪法是营造一国宪政法律秩序的首要文件。为了全面的调节不同社会情势下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一国宪法必须对正常状态和紧急状态的情况予以全面考虑。从内容上来看，现代国家的宪法都或明或暗的承认了正常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差别——比较明显的将二者予以区别的代表宪法是委内瑞拉宪法，它专辟一章规定紧急权力，区别较为含糊的则有中国的现行宪法和美国宪法等等。从人类历史来看，紧急状态不时出现，但社会秩序的和谐还是胜过混乱，秩序超过失序。所以，现代宪法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正常状态下的社会情势，而且规范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宪政的价值追求——权力分配追求相互限制，公民权利保护最大化。但是，当突发事件威胁正常生活秩序使紧急状态出现时，正常状态下的权力权利分配格局便失去了社会基础。正常状态不复存在时，正常状态下的权力和权利构造便需要有所改变。如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紧急状态时的法是否依旧发生效力？如果部分内容将失去效力，这部分内容是什么？
显然，紧急状态虽为任何国家都会面对的事实，但唯有宪法对之予以规范之后才存在合宪法的依据，所以，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若干规定不仅在紧急状态时不失效，反而是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宪法依据。而对于有关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分配秩序，由于紧急状态对正常状态的冲击甚至替代，相关的宪法条款的效力自然会受到若干限制。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紧急对抗措施的实施旨在摆脱紧急事件的干扰回归到正常状态，因而立国的宪法精神自然不得有任何改变。
至于宪法关于正常状态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当有所改变。在紧急状态中，紧急命令在效力上甚至高于国家立法机关的部分立法，从而使立法权在事实上发生转移，而行政权和司法权也会发生更迭，并都趋向于集中在一人之手。如1981年尼泊尔宪法规定，如果国王认为，整个尼泊尔或其任何一部分处在紧急状态中，国王可以宣布“1、中止执行本条以外的本宪法的一切条款或某些条款中的某些内容；2、赋予全国评议会、其他政府机构当局的、或由它们行使的一切权力或任何一部分权力，均归国王本人掌握”。在紧急状态中，公民的权利实事上受到诸多限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明文规定可以限制甚至中止公民的部分宪法权利。如意大利宪法，韩国宪法以及西班牙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时，宪法关于平时局势的规定，其效力都有所限制，有的甚至被中止。从中国抗击SARS的情况来看，相关的立法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等宪法权利都有所转移和限制，这当然是成功采取紧急对抗措施所必需的，在关于紧急状态的修宪和立法中，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这些情况，使紧急状态中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公民权利限制获得宪法和法律依据，防止紧急权的滥用甚至恶用。
第三， 紧急权的制约问题。
紧急权作为紧急危险存在时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组织和命令权，自然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紧急权的存在，仰赖于紧急状态的出现，其首要目标是采取高效率、迅捷的对抗措施消除紧急危险。因此，客观上紧急权的设置要摆脱正常状态下分权和分工所造成的种种限制和制约，成为一种“专断”行使的权力。因而，紧急权可能集正常状态下的立法功能，执行功能甚至司法功能于一体，成为一种集合权力。因而，紧急权是一种极具危害性的权力，如果对其限制不得力，轻则导致紧急权的滥用——破坏法治侵犯人权，重则产生紧急权的恶用——被利用为政变的手段。具体而言，紧急权的威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紧急状态中紧急权非法行使侵犯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二是紧急状态消失后，把持这种紧急权的人可能仍会继续运用这项权力为自己谋利。因而，紧急权的制约是项必备的宪政制度。
根据紧急权危胁的两种具体表现，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加以限制。一是赋予公民紧急对抗权。一般而言，紧急权的行使应该遵从合法性原则。当紧急权的行使抛弃了法定的程度并突破法律设定的范围和目的时，必然会产生紧急权非法行使的问题，而这种非法状态的权力必将侵犯公民的权利。赋予公民紧急对抗权，可以限制紧急权的滥用。如1949年德国基本法就宣布所有德国人都有权在不可能采取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对企图废除宪法秩序的任何人或人们进行反抗。而菲律宾1986年宪法则赋予公民通过向最高法院请愿的方式来对抗。
二是将紧急状态宣布权和采取紧急对抗措施权予以分立。从内容上来讲，紧急权主要包括紧急状态宣布权和采取紧急对抗措施权。如果紧急状态的宣布和采取对抗措施的权力集于一个机关或者一人之手，则极易造成紧急权的滥用。当权力当局发现其政权的国民基础动摇时，很容易利用紧急权的手段对合法的结社或者政治运动予以镇压。如果有人可以任意的通过宣布紧急状态并采取对抗措施来谋取政治利益，那么可能所有的情形都会变成一种紧急状态。所以哈耶克说：“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只要能够通过宣告紧急状态而攫取到这种紧急状态的权力，那么该人或该机构便是真正的主权者。”1
因而，必须将紧急状态宣告权与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权力予以分立。哈耶克建议说：“防止紧急状态权力被滥用的最佳方法似乎是：有权宣告紧急状态的机构，必须据此放弃它在正常状态下所享有的那些权力，而仅保有这样一项权力，即任何时候都有权废除它授予某个权力机构的紧急状态权。”2这种权力分立的方案，抓住了人们贪恋权力的心理缺陷。的确，没有任何机构心甘情愿的失去自己的所有权力而只保有一种单一的宣告权。因而，这种限制措施较为可行。就中国的宪政体制而言，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较为充分的紧急状态宣告权，而国务院则是一个忠实地执行者。根据这一现有的宪政体制，我们显然应该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紧急状态宣告权，而国务院则享有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一切必需手段。
第四， 紧急状态下权利的限度问题。
根据古典的宪政理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权利，但却由于缺乏一个维持秩序的公力机构而陷入到混乱之中，每个人朝不保夕。这显然是一种紧急状态。为了应对这种紧急状态，每个人都交出一部分权利形成公共权力并组建了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政府和公共权力存在的价值就是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有限政府的存在使人类社会进入到和谐有序的正常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权利。当紧急事件危及甚至对正常秩序造成既定侵害时，为了应对这种紧急危险，必然需要一种集中、强化和扩大化的行政权或军事权，而国家权力的任何扩大趋势，都将导致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损失。因而，在紧急状态下，公民必定会失去一些法定权利。如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为了应对紧急状态“联邦总统得临时将本法第114条、115条、117条、118条、123条、124条及153条规定的基本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停止之。”但是，在紧急状态中应当中止公民哪些方面以及多大范围的宪法权利，是任何一个追求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政国家必须面对并应加以妥善解决的问题。
就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紧急状态下受限制权利的范围大多包括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罢工权等方面。一些国际性的人权公约对紧急状态下人权的最低标准作了明文规定。如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及下政治权利国际盟》、1953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以1969年生效的《美洲人权公约》就规定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剥夺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主要包括生命权，人道待遇（指任何人不得被施以酷刑，或使受外以道或侮辱的待遇），不受奴隶的自由，不受有溯及力的法律的约束、思想、信念和宗教的自由。作为世界人权公约的批准国之一，我们在紧急状态立法过程中必须尊重这些公约的要求。
另外，在中国，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护极为重要和紧迫，特别在紧急状态中。广州出现SARS病例的早期，曾经出现了多次抢购风波。这些抢购风波一度使全国的部分药品处于短缺状态，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究其有因，在于公民对SARS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而造成这种局面与政府当局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落后有关。事实上，在部分省市出现过欺骗民众的现象。鉴于此，在紧急状态立法中，除了尊重有关公约的要求外，特别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应是一个重要方面。掩盖真相只会加剧紧急危险，造成民众的恐惧心理。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问题外，在制定紧急状态法时，紧急命令的事后效力和公民部分权利受到法定限制的补偿和非法侵害的补偿和赔偿问题，也是应该考虑的方面。在紧急状态中，紧急命令的效力在法律之上，但在紧急状态消失之后，这些在制定时缺乏民主性的命令是否还要发生效力，值得商讨。从现代宪政的精神和紧急命令的针对性来看，在紧急状态消失后，紧急命令当然没有存在的事实依据，而且现代民主之要求正常状态的国家立法由民选的代议机构掌控，因而，紧急命令应该在事后失效。当然为了节约资源，立法机构可以在紧急命令的基础上来制定相关内容的法律，也可以对其效力予以追认。
国家的补偿和赔偿问题对于单个公民的生活影响甚大。对于公民的非法侵害，当然应该赔偿，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已得到确认。与此次相比，关于补偿方面的立法则有些滞后。各地方政府的补偿标准比较低，客观上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所以，紧急状态立法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对公民的补偿应该合理和充分，否则将会不公平把社会风险转嫁到少数公民身上。


附作者简介：
秦前红：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叶海波：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451页。
2 同上，第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