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监督稽查工作规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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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经委 市劳动局 等


关于印发《北京市工业系统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开展再就业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北京市经委 市劳动局 市财政局 市工商行管局 市地税局


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北京市劳动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工业系统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开展再就业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通知
各工业总公司、集团：
日前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市劳动局关于在全市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意见，对城镇失业人员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的再就业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为了促进工业系统下岗待工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保证企业的生产、改革顺利进行，

现将《北京市工业系统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开展再就业工作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贯彻落实。

附件：北京市工业系统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开展再就业工作的实施办法
为了促进工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根据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在全市实施再就业工程意见通知精神（京政办发〔1995〕52号），结合工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实际状况，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及原则
以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为主线，紧密结合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发展需要，着眼于企业的“三改（改革、改组、改造）一加强”，着力于下岗待工人员的妥善安置，促进、帮助下岗待工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
坚持对企业负责与对职工负责、对社会负责相统一的原则；坚持企业消化安置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区别下岗待工人员不同情况分别处理的原则；坚持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分流工作整体规划与分步实施相结合的原则。
二、总体目标
近期目标：是在保障下岗待工职工基本生活的前提下，紧密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利用政策引导，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开发就业岗位实现多渠道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
远期目标：是在三年内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调节、合同化管理等措施，争取做到下岗待工人员分流安置工作有突破性进展，基本解决企业下岗待工人员再就业问题。
三、政策措施
第一部分：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开展再就业方面政策
（一）对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创造劳动就业岗位，积极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的鼓励性政策
1．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开展多种经营，兴办第三产业，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安置、招收下岗待工人员的，可按市财政局、市地税局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4〕001）精神制定的有关政策执行。
2．对经市政府批准进行停产整顿企业或停产、半停产企业的下岗待工人员，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应采取多种途径积极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企业为安置下岗待工人员开办的生产自救项目，如缺乏启动资金，经企业申请，企业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劳动局批准，可给予一定的生产自救扶
持金。
3．继续执行市政府1992年第11号文件中第四条规定：对发展第三产业安置富余人员，企业在取得银行放贷资金的前提下，经申请，总公司审核，市经委与市劳动局批准，可享受最长12个月的贷款贴息政策。
4．在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过程中，对积极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成绩突出的单位，市经委会同市劳动局进行评比，给予奖励。
（二）对企业下岗待工人员自谋职业的鼓励性政策
1．企业下岗待工人员自愿脱离企业，从事个体经营或组织起来兴办合伙企业的，可以持原单位证明到工商管理机关申请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依据有关法规规定予以优先审核登记。
2．企业下岗待工人员自谋职业，在取得营业执照后，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时可按下列标准给予资金上的扶持：
（1）下岗待工人员已领取营业执照的，失业保险机构将其比照失业职工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一次支付给本人。
（2）原属固定工的，可参照《劳动法》中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发放补偿金的规定：本企业工作每满1年，给付1个月的本人工资，但最多不超过24个月。
（3）各企业根据实际能力也可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金。
3．为消除自谋职业人员的后顾之忧，劳动行政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在保存个人档案的基础上，为自谋职业人员代理收缴养老、失业保险，并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三）保证下岗待工人员的基本生活
1．企业应发给下岗待工人员所规定标准的基本生活费（因个人原因除外）。对停产、半停产企业月收入低于170元的下岗待工人员，其基本生活保障费由企业自筹资金解决。企业自筹确有困难的，由企业主管部门协助解决；仍解决不了的部分，市属国有企业由市财政局按实际下岗
待工人数借支生活费，集体企业由市劳动局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按每人每月170元的标准借支生活费。
2．企业应加强对下岗待工人员的管理。积极组织下岗待工人员进行劳动技能培训，为下岗待工人员提供上岗条件和有关信息；对于两次不服从企业安排上岗及劳务输出的，企业可减、停发基本生活费，如仍不服从分配的，经教育无效，可按违纪处理或解除劳动合同。
3．关心待工人员的生活。对下岗时间较长、没有其它劳务收入、生活比较困难的待工人员，要优先提供上岗机会。夫妻双方在同一企业，不得同时下岗待业。
4．加强对“停薪留职”人员的管理。对已经实行“停薪留职”的要结合实施劳动合同制进行清理，并在签定劳动合同中明确时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四）对提前退岗富余人员的有关政策
1．对按照国务院111号令规定，实行“离岗休养”的离岗休养人员发放统一印制的《离岗证》，凭证可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个体营业执照，从事生产经营或劳务活动。
2．对破产企业中因工致残或者患严重职业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作为离退休人员安置。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内的职工，本人自愿、单位批准，可提前退休，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五）鼓励其它用工单位接收和安置工业下岗待工人员的政策
1．凡招用和接收工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并签定劳动合同一年以上的，可享有关贴息优惠政策。
2．经企业批准，允许下岗待工人员可以到新的用工单位试工，其关系可暂时保留在原单位，社会保险统筹仍由原单位交纳。
3．企业下岗待工人员根据本人技术专长，自找接收单位的，企业可制定适当鼓励办法。
（六）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下岗待工人员的转岗、转业培训，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政策。
1．企业应积极组织适合下岗待工人员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为其再就业创造条件。培训应紧密结合劳动力市场需求，做到有的放矢，按需施教。各级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应积极对培训合格人员组织介绍就业。
2．调整产业结构、资产增值的企业，应从资产转让或吸收的参股资金中安排一定数额或比例的资金，用于职工转岗、转业培训；兼（合）并企业和转让国有企业产权的企业，要列出专项资金，用于企业富余人员的转岗、转业培训。
3．对于停产整顿企业和停工企业的下岗待工人员，经批准，可到市劳动局认定的转岗、转业培训骨干学校，参加有就业意向的转业培训，享受减免学费待遇，促进其再就业。
第二部分：加快工业系统劳动力市场建设政策
加快工业系统劳动力市场建设是落实再就业工程重要措施。工业系统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立将有利于企业劳动力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企业下岗待工人员再就业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将企业冗员逐步纳入市场调节机制。
（一）工业系统劳动力市场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即经委、行业、企业。三个层次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在体系格局上，以职责及标准作为规范各自行为的基石，以信息网络为纽带，确保工业系统劳动力市场运作整体效果的实现。
（二）工业系统劳动力市场应积极承担对系统、行业劳动力余缺调节，充分发挥在分流、安置下岗待工人员中的作用，全面落实工业系统再就业的总体目标。
（三）工业系统和各行业职业介绍机构要接受同级劳动部门的业务指导，要掌握本行业下岗待工人员的供需信息。工业系统信息网络，尽快与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劳动力供需信息联网，进一步扩大供需信息范围，疏通劳动力供需渠道。
（四）行业、系统职业介绍机构对本行业内企业招用劳动力应掌握的原则是：严格控制使用外地农民工，企业招用劳动力时，须优先在工业系统公开招用，不足数额方可从社会招用。
（五）为了积极配合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根据劳动部有关规定，市经委、市劳动局将选择一户企业（集团）进行剥离下岗待工人员由行业职业介绍机构负责接收管理，组织培训和安置就业的试点。
（六）为促进工业系统劳动市场启动，凡具备市经委、市劳动局规定的职业介绍机构考核标准的，将在建立信息网的设备费用方面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凡达到市劳动局职业介绍服务机构考核标准的，给予一定的奖励。
四、组织领导及要求
（一）成立市经委系统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开展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市经委副主任刘永聪任组长，各总公司主管经理为小组成员，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经委劳动处，负责日常工作。
各总公司也应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规划、协调等职责。
（二）要求
1．此项工作的难度比较大。既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观念变化等、而且职工之间存在较强的差异性、复杂性，因此各级领导都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从严、从细、从实，设计安排实施。
2．各总公司应结合经济结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组建企业集团等工作任务，统筹安排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再就业工作，做到确实把人员数量、结构、解决冗员问题等纳入规划中去，实现总体设计。
3．企业应结合发展规划制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工作计划，以政策为指导、以保证职工基本生活为前提、以开发就业岗位为手段，力求再就业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4．注重职工的思想教育，讲究工作方法，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力避激化矛盾，确保稳定。



1995年11月13日
论合同自由原则

齐艳铭 （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100037）


引 言
历史跨入到21世纪，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世纪伊始，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为中国走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提供了无限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无疑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合同自由”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在今天，我们来探讨合同自由的价值则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
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１）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２）
二、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中国处于“三法鼎立”的局面。三部旧合同法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他们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从合同管理制度的产生来看，它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要求和观念，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而且，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作为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是不能予以规定的。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二）、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三）、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应该讲，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四）、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五）、在合同效力认定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新合同法对可撤消合同范围的规定。
所谓可撤消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经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大陆法国家大多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入可撤消合同的范围。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在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可以经利害关系当事人的请求，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可见，我国民法并未将因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作为可撤消合同来对待，而是作为无效合同来处理的，这一点与国际通行立法是有差距的。而新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使可撤消合同的范围扩大到了因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这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也达到了与国际接轨。
（六）、在违约责任制度方面，新合同法充分体现合同自由。
违约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债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主要是通过支付违约金的方式得以实现。合同违约金在原经济合同法与涉外经济合同法中有不同的规定。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应起到威慑合同违约的作用，因此违约金的作用应是惩罚性，赔偿性仅居第二。（见经济合同法第31条）涉外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只能用以赔偿损失，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双方均无权对对方进行惩罚。（见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9条）新合同法基本上采纳了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观点，对违约责任的规定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任意性（见新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即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一方的违约责任可以做出事先安排。具体表现在，当事人可以事先约定违约金的数额幅度，也可以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对于违约责任的事先约定，从根本上说是合同自由原则决定的。而原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具有惩罚性作用的观点明显带有国家意志向合同违约责任制度渗透的倾向。因此说，新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
（七）、在平衡当事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方面，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即在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当事人意志较国家意志优先适用。
一部详尽规定的合同法均要求当事人的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意志，无异于国家在替当事人订立合同。新合同法较好的处理了二者的关系，允许当事人的意志在一些条件下不同于国家意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条款。
2、新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只适用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意志不明时，某些国家意志才得以适用。例如新合同法第306条规定：“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由此可见，合同法的这些规定，不能优先于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只有在当事人约定不明、其意思内容依法不能确定时，才作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空白的补充来适用。
三、诚实信用—矫正合同自由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原先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不复存在。随着垄断的出现，劳动者与雇主、大企业与消费者、出租者与租借者之间地位的不对等日益明显，彼此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反映在民法领域，传统民法所推崇的合同自由原则受到怀疑。对合同正义的追求，成了现代合同法矫正合同自由的一把锐利武器，这种矫正主要体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
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为本位，诚实信用原则则以社会为本位。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性原则办事。（３）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均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４）我国新合同法明确确立了这一原则（第6条），并且，新合同法将这一原则贯彻到整部合同法当中，使之非常丰富，而不是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合同成立前，规定先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只有合同成立后双方当事人才互负权利义务。而现代合同法则规定合同成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合理信赖利益”由此派生出相应的协作、通知、照顾、保护及保密等附随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订立阶段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但缔约上过失责任。新合同法第43条对保密义务的规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义务，第42条则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
（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规定附随义务。
新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规定：“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在合同终止后，规定后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而现代民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更周到的保护当事人利益，创设出后合同义务。如新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有效弥补了合同自由对合同正义背离的不足，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帝王条款”而得到遵守。
四、确立合同自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对合同自由造成了诸多误解，合同自由做为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对立面受到众多指责。例如，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4条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做为订立经济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第7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合同自由在当时并未得到认可，甚至一度被当成资产阶级民法理论加以批判。直到民法通则出台以及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才逐渐得到认可。新的统一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可以认为是对合同自由的规定，尽管仍未使用“合同自由”一语，但这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得以确立，在中国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