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商检局关于立即停止和纠正乱收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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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商检局关于立即停止和纠正乱收费的通知
国家商检局关于立即停止和纠正乱收费的通知
（国检务〔１９９３〕３８１号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
各直属商检局：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部署，国家商检局党组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反腐败斗争部署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局将清理乱收费情况报国家商检局。从部分商检局上报的自查报告和过去对乱收费情况的检查来看，商检系统确实存在一些乱收费现象。针对所发现的乱收费问题，经研究决定立即停止和纠正以下乱收费项目和做法：
１、立即停止对企业（包括“三资”企业）进行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
２、立即停止对进口货物进行登记时收取的“登记费”；
３、立即停止收取未经物价、财政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检验、签证加急加班费；
４、立即纠正擅自提高最低费额收费标准的做法；
５、立即纠正擅自增加的口岸查验收费项目和标准；
６、立即纠正对未经海关处理和国家商检局安全质量许可的走私机动车辆接受进口报验，并提高收费标准，以罚代惩的作法。
以上决定，请各局严格遵照执行。并尽快将收费情况的自查报告和近期下发的“反腐败工作情况统计表”报国家商检局，在自查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执行现行收费办法和标准，坚决制止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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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认定主犯的关键在于主要作用的评价。要注重从客观上进行判断，一是要重视共同犯罪意思的形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没有实行犯的犯罪决意以及基于此决意的实行行为，就没有共同犯罪。二是要重视共同犯罪过程中对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过程的支配，重视犯罪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因果作用。同时，要以共犯人的行为表现与分工为基础，把行为人的分工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融合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的优势。
主犯作为共同犯罪人的种类之一，是共同犯罪的主要实施者，也是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最大的共同犯罪人。与主犯在共同犯罪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我国刑法理论对主犯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主犯的认定并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直接影响司法实践的发展与司法水平的提升。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从考察国外刑法关于主犯（正犯）的认定着手，对我国刑法中主犯的认定进行探讨，借以推动主犯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一、国外刑法认定主犯的标准与学说
（一）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区分正犯与共犯的标准与学说
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正犯是共同犯罪中的主要角色，与我国刑法中的主犯非常相似。与正犯相对应的共犯，包括教唆犯和帮助犯（从犯）。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对我们界定主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主要有以下学说：
1.主观理论
主观理论以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条件说为基础，认为对结果设定条件的人，都是对结果设定原因的人，所有的条件都是原因，所有的条件均属等价，故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区分正犯与共犯，只能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寻求二者的区别。其中，目的说认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实施行为的，是正犯；为了实现他人的目的或者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实施行为的，是共犯。故意说认为，以自己行为的意思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是正犯；以加担行为的意思而实施行为的，是共犯。
主观理论重视正犯的主观意思内容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应当说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一学说存在明显的缺陷，忽视了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多是从客观方面加以描述与界定，与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构原则不相符合。因此，主观理论的观点并不可取［1］。
2.客观理论
客观说分为形式客观说与实质客观说。形式的客观说认为，正犯是指自己实行一部分或全部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之人；共犯是指经由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对正犯的实行行为进行加担，参与实现不法构成要件之人。这一理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解释间接正犯，因为间接正犯居于幕后，在形式客观层面上无法将其幕后利用行为工具的行为，评价为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实质的客观说是为了克服形式的客观说的不足而产生的学说。实质的客观说认为，形式的客观说一方面强调构成要件所具有的定型性，另一方面又扩张构成要件，或者从整体上认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使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丧失意义。因此，应当用实质的观点即行为的危险性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式与程度考察正犯与共犯的区别。其中，重要作用说认为，从实质上看，对结果的发生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正犯，反之则是共犯。必要性说认为，对于犯罪事实属于不可或缺的加功者，就是正犯，其余皆是共犯［2］316-318。
3．犯罪事实支配理论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认为，正犯系犯罪事实的核心角色或者关键人物，引领、支配整个犯罪事实的进程，而共犯则是边缘角色或者次要人物，对犯罪事实进程并不具有支配性，而只是参与犯罪的进程。正犯对犯罪事实的支配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作为行为支配的直接正犯。亲自实施某种构成要件行为之人，能够独立地、自由地支配犯罪事实，毫无例外地是正犯。二是作为意志支配的间接正犯。通过利用他人（构成要件行为中介者）并将其工具化（用作“工具”）而间接（作为“幕后者”）支配事件过程的方式，让他人为自己的目标出力，以实现不法之构成要件。三是作为功能性犯罪事实支配的共同正犯。共同正犯是通过分工实施而实现构成要件。共同正犯的支配来自于其在实施中的功能，他承担了对实现犯罪计划而言是实质性的，并且通过其实施的部分构成要件行为而使其对整体事件的支配成为可能的任务。譬如，甲制定犯罪计划，邀请乙参加并具体实施，乙同意的话，就形成了共同的犯罪计划。即使后来甲并没有具体实施犯罪实行行为，也应当作为正犯对待［3］。
综览大陆法系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各种学说，对于正犯的判断，形式上的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但越来越重视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趋势，重要作用说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现在分别是日本与德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就是明证。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根据行为控制理论，正犯成立的关键不在于行为人多大程度上直接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了该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而在于他的行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实现是否产生了决定性或重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普通法系在理论上将共犯分为主犯（principal offenders）与从犯（secondary parties）两类是行为控制理论更为逻辑的结论［4］。
（二）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区分主犯与从犯的标准与学说
在英美法系国家，认定主犯的标准随着立法的变化也不断发展。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通行普通法中的四分法，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一级主犯、二级主犯、事前从犯与事后从犯。这里的一级主犯与我国刑法中的实行犯类似，是指自己实行或者假手第三人实行犯罪行为的人。二级主犯是指在犯罪现场帮助和教唆一级主犯的犯罪人。“在犯罪现场”的要求，是其与事前从犯最大的区别。在英国，《1967年刑事法令》（Criminal Law Act 1967）颁布后，英国刑法直接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类：主犯（Principal）和从犯（Accessory）。所谓主犯，即原普通法上的一级主犯，是指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其行为产生犯罪结果的共同犯罪人［5］。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模范刑法典》为里程碑，打了传统的共犯承担责任的从属方式，采取了共犯独立原则，把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perpetrator，普通法上的一级主犯）和同谋犯（accomplices，普通法上的二级主犯与事前从犯），而不再用主犯（principal）和从犯（accessory）这类字样。《联邦刑法》于1976年废除了主犯与从犯的区分，规定：“凡实行犯罪或帮助、唆使、引诱、促使、要求他人犯罪的，都按主犯处罚”{1}。
从英美刑法的现状可以看出，他们的主犯概念非常类似于我国刑法中的实行犯，是指实行具体的犯罪行为并导致犯罪结果产生的共同犯罪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主犯的认定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具体的犯罪行为，同时，也要注意主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主犯是共同犯罪中的关键角色，在共同犯罪中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级主犯是实际的犯罪者，其犯罪动机是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最终的可责的精神原因［6］。
二、我国刑法认定主犯的标准与学说
我国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学界基于这一规定，各自展开了对主犯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主犯分为两种：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后者相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又称为其他主犯或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具体包括在犯罪集团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以及在聚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具体表现为在犯罪集团中特别卖力地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犯罪集团中直接实行犯罪、罪行重大，或者在共同犯罪中直接造成严重危害后果［7］。这也是我国通说的观点。
第二种认为，主犯包括两类：一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其中，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是指除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对共同犯罪的形成、实施与完成起决定或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起主要作用，应从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一方面要考察犯罪分子对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起何种作用；另一方面要分析犯罪分子实施了哪些具体犯罪行为，对结果的发生起什么作用［2］356-357。
第三种认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主要标准的，同时涵括了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情况，主犯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组织犯是主犯的一种，除此以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而且，组织犯虽然是按分工分类的结果，但分工与作用并非毫无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分工情况反映着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组织犯为例，他在集团犯罪中的分工是进行组织、领导，这种分工就表明他在共同犯罪中必然起主要作用。因此，我国刑法将组织犯归入主犯，纳入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即我国刑法关于共犯人的分类仍然是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衡量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的本质特征［8］。
第四种观点主要从具体评价“主要作用”着手，譬如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中各共犯的行为构成一个整体，共同导致共同犯罪结果。对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是判断共犯主从的惟一标准，也是决定各共犯刑事责任的标准［9］。还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区分主从犯的唯一标准，具体的衡量因素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程度、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对赃物的控制程度等等［10］。
综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各自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体现了学界在主犯界定方面的努力。第一种观点从我国刑法关于主犯的规定出发，明确了主犯的两种类型，并列举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常见的主犯类型，对认定主犯具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列举很明显是难以穷尽的，而且，在评价主犯时并没有对主要作用做出明确的阐释，因此，尽管这种观点是我国的通说，但实际上合理性最小。相对来说，第二、三、四种观点具有更大的合理性。第二种提出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评价和判断主要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主要作用的评价离不开共犯人的分工，在一定情况下，分工反映着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第四种观点认为要把主要作用具体化，不同共犯人的犯罪行为对结果的原因力大小是判断主犯的唯一标准。
三、主要作用的评价路径
在借鉴国外刑法认定主犯（正犯）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认定主犯的关键是主要作用的评价，具体来说，要注重从客观上进行判断：一是要重视共同犯罪意思的形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没有实行犯的犯罪决意以及基于此决意的实行行为，就没有共同犯罪。二是要重视共同犯罪过程中对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过程的支配，重视犯罪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因果作用。同时，要以共犯人的行为表现与分工为基础，把行为人的分工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融合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的优势。
第一，要正确认识“主要作用”的含义。所谓作用，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产生的影响以及效果。这种影响和效果应当是一种客观上的判断{2}，具体到主犯的作用，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主犯行为对犯罪结果以及犯罪目的实现的因果作用，二是主犯对犯罪过程的影响，对其他犯罪人的影响。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具有双重性，即整体性和独立性。所谓整体性，是指所有共犯的行为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与共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称为大的因果关系。所谓独立性，是指每个共犯各自的行为与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小因果关系，既具有独立性，又是大因果关系的一部分，而具有整体性［11］。这些小的因果关系都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原因，但是它们的作用力并不是等同的，而是有大小之分的，这种作用力的大小就是我们区分主犯与从犯的根据。作用力大的，就说明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作为主犯对待；作用力小的，就说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当作为从犯对待。日本刑法学家牧野英一指出，因果关系适用于共同犯罪，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因果关系的延长，二是因果关系的扩张。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从犯帮助他人犯罪，其因果关系的特点是：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是因，他人产生犯意或便于实施犯罪是果；他人实施犯罪是因，犯罪结果发生是果。其因果关系表现为延长的形式。数人共同实行犯罪，其因果关系的特点是：数人的共同实行行为是因，犯罪结果是果。即使只是其中一人的行为造成犯罪结果发生，数人的共同实行行为都是造成犯罪结果的原因。其因果关系表现为扩张的形式{3}。牧野英一的论证并没有明确教唆犯、帮助犯和正犯（实行犯）原因的等级，但是，从共同犯罪分工的角度来看，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直接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教唆犯以及帮助犯都是通过实行犯来施加影响的。既然如此，从原因力上讲，实行犯是犯罪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应当说是没什么可以怀疑的，既然是主要原因，当然对实行犯就应当作为主犯看待。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即让他人产生犯意进而实施犯罪。在教唆实行犯的场合，教唆犯可以说是共同犯罪的发起者，是产生犯罪结果和实现犯罪目的的主要原因，也应当作为主犯看待。这也是我国刑法理论一般把教唆犯作为主犯看待的原因。在组织犯的场合，组织犯组织、领导、策划或者指挥共同犯罪的实施，当然是犯罪结果产生以及犯罪目的实现的主要原因，应当作为主犯看待。而帮助犯既不是共同犯罪的发起者，也不是犯罪结果和犯罪目的的实现者，它只是为犯罪结果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可以说在共同犯罪中起的只是一种次要作用，应当作为从犯对待。
第二，要注意领会刑法关于主犯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6条第一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通说认为，我国刑法对共犯人的划分采取了混合分类法，即以作用分类法为主，兼采分工分类法。而且，在评价主要作用时，共犯人的分工与作用并非没有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分工情况反映了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组织犯为例，他在犯罪集团中的分工是组织、领导，这种分工就表明他在共同犯罪中必然起着主要作用。因此，我国刑法将组织犯归入主犯，纳入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刑法典明确规定把组织犯作为主犯看待，是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划分共犯人种类的立法体现。
第三，要注意借鉴国外区分主犯（正犯）与从犯标准的合理因素。在外国刑法中，与我国主犯类似的共犯人种类有大陆法系的正犯与英美法系的主犯概念。与我国界定主犯的“主要作用”标准不同，外国刑法在把握正犯与主犯概念时，主要是从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或行为表现着手的。譬如，在欧陆刑法中，正犯是按照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或者行为的表现形式所做的划分，与教唆犯、帮助犯（从犯）相对应。在英美法系国家，主犯（一级主犯）是指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并且直接导致危害结果产生的人。这种把握主犯或正犯的好处非常明显，能够容易判断主犯或正犯，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且，在正犯与主犯概念发展的过程中，考虑到从形式上把握正犯与主犯不利于量刑的不足以及国民将正犯作为最恶劣的犯罪形态的法感情，德、日等国放弃了严格的形式的客观说，日益根据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划分正犯的范围，吸收了作用分类有利于量刑的优势。在德国，重视行为的“支配作用”的评价；在日本，重视行为“重要作用”的把握{4}。在英国和美国，尽管有取消区分主、从犯的趋势，譬如美国《联邦刑法》于1976年废除了主犯与从犯的区分，规定：“凡实行犯罪或帮助、唆使、引诱、促使、要求他人犯罪的，都按主犯处罚。”但是，实行犯（perpetrator）仍然被看作共同犯罪的核心角色。综上，笔者认为，在把握“主要作用”的标准来认定主犯时，我们应当借鉴国外刑法的合理内容，要注重对于犯罪行为方式的评价，重视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融合作用分类法和分工分类法在评价共同犯罪人中的优势。
【注释】
作者简介：袁建伟（1979－），男，安徽涡阳人，讲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刑法学研究；杨开江（1965－），男，安徽蚌埠人，副检察长，法学博士，从事中国刑法学研究。
{1}参见储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帮助者和唆使者按照主犯处罚，其中心意思就是他们的刑事责任不从属于实行者（传统意义上的主犯），既然在责任上是独立的，当然就无须再区分主从，都按主要者处罚。
{2}笔者认为，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清除“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理解上的误区。刑法上的主观应当是行为人主观的心理态度及其内容，犯意的形成并非是主观方面的内容，而是一种客观事实。譬如说，教唆犯唆使他人产生犯意，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事实，而非主观心理。当然，因为犯罪故意是主观方面的内容，因此，从主观角度方面理解故意的形成也并非不可，但是要注意具体的区别。
{3}参见陈兴良著：《共同犯罪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252页。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这种情形下的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延长理论是不适用的。通说的观点认为，这种类型下的教唆犯，实际上并未造成危害结果，或者虽然造成了危害结果，但与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4页。通说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论罪的观念。没有危害结果或者与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怎么能上升到犯罪并动用刑法的程度，值得反思。
{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德、日刑法的这种变化，目的是为了把某些表面上看来没有实行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行为但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共犯人纳入到正犯的范围里面，而不是否定实行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行为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从形式上判断，如果一个犯罪人实施了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仍然应当作为正犯看待。具体到我国刑法，实行犯无论如何都应当作为主犯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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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1999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管局、建设银行、中直管理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关系到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的切身利益，对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确保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在执行中，如发现新问题、新情况，请及时报告国务院，并抄送建设部等7个有关部门。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结合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一）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按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的要求，稳步推进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商品化、社会化进程，建立适合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特点的住房新体制，加快解决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问题。
（二）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住房补贴制度，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继续推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加快实现住房商品化；改革住房供应方式，逐步实行住房供应社会化。
（三）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统一政策，归口管理；国家、单位、个人合理负担，量力而行；新房新制度，老房老办法；一次性补贴和按月补贴相结合；与地方政策相衔接，协调推进。
二、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四）从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媵退的旧公有住房，除根据需要留出一部分作为廉租住房外，原则上只售不租。职工在个人合理负担的基础上，通过使用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和住房贷款购买住房。
凡在1998年底前已开工的单位自建住房，或已交纳购房预定金购买的商品住房，并于1999年底前竣工的，可按《通知》规定的办法向职工出售，也可按届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以下简称《决定》）规定的出售现有公有住房的成本价向职工出售。
最低收入的职工家庭，可申请租住廉租住房。最低收入职工家庭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确定。
（五）全面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到2000年底，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分别达到8％。按照“住房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原则，加强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建立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帐户。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三、建立住房补贴制度，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六）建立住房补贴制度。无房和住房未达到职工（含离退休职工），在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和市场价购买住房（包括新建经济适用住房、腾退的旧公有住房和商品住房）时，均可按规定申请住房补贴。
（七）职工住房补贴包括基准补贴和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补贴。
1．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基准补贴额根据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除以2与个人合理负担额之差测定；职工个人负担额按不低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除以60平方米（建筑面积）确定。
基准补贴额随职工工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变动而变动。北京市1999年度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为4000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基准补贴额为1265元。
2．工龄补贴额按年度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工龄补贴额（以下简称年度工龄补贴额）与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以及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的乘积计算。其中，年度工龄补贴额按《决定》规定的出售公有住房工龄折扣办法计算。1999年年度工龄补贴额为13元。
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按下列标准执行：
公务员：科级下以，60平方米；正、副科级，70平方米；副处级，80平方米；正处级，90平方米；副司（局）级，105平方米；正司（局）级，120平方米。
机关工勤人员：技术工人中的初、中级工和25年以下工龄的普通工人，60平方米；技术工人中的高级工、技师和25年（含25年）以上工龄的普通工人，70平方米；技术工人中的高级技师，80平方米。
职工家庭实际购房面积由职工根据家庭支付能力自主决定。
（八）1998年12月31日（含）前参加工作的无房职工（以下简称无房老职工），其1999年1月1日后工作年限内的住房补贴，以及1998年12月31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以下简称新职工）的住房补贴，均按月发放，计入职工个人帐户，专项用于住房消费。
月住房补贴额为职工当月标准工作（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工龄工资之和，下同）乘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以基准补贴额、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和职工月标准工资为基数测算，由财政部、建设部会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中直管理局）定期公布。1999年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为0．66。
（九）无房老职工1998年底以前工作年限内的住房补贴采取一次性发放方式，在职工购买住房时，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后，直接划入售房单位。
一次性发放的住房补贴额为〔职工1998年月均标准工资×1999年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职工1998年前的工作月之和〕＋〔1999年年度工龄补贴额×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
（十）住房未达标的老职工的补差办法，由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十一）住房补贴资金来源于原国家预算内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建设资金划转部分、各单位出售公有住房的收入和原各单位自筹的建房资金。原国家预算内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建设资金划转部分，原则上不低于原有住房建设资金投入总额。
（十二）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以下简称各部门）按规定时间，将本部门下年度所需住房补贴资金总额，按经费领拨关系由主管部门汇总报财政部。财政部根据各部门住房状况和售房资金收入、无房和未达标的老职工人数，以及新职工人数，审核确定住房补贴的年度补贴指标，按经费领拨关系下达到主管部门，再由主管部门分解下达到各部门。
住房补贴的分配情况，由财政部会同国管局、中直管理局按年度向各部门公布。
（十三）各部门要按规定做好原有住房资金的核定、划转工作，建立单位住房基金，设立住房补贴资金专户。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综合考虑职工的工龄、职务等因素，确定老职工的住房补贴发放顺序。
申请住房补贴的购房职工，应向所在单位如实提供本人和配偶住房状况等有关材料。
（十四）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补贴资金的筹集、申请、审批、拨付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商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四、继续推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加快实现住房商品化
（十五）稳步提高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现有公有住房租金，租金标准和提租时间原则上与北京市同步。租金标准的提高要与提高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收入相结合。对民政部门确定的社会救济对象及其他低收入家庭和领取提租补贴后仍有困难的离退休职工家庭要减收或免收新增租金。租金减、免的具体办法参照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由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十六）职工现承租的公有住房，除按有关规定不宜出售的外，继续按届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决定》规定的出售现有公有住房的成本价向职工出售。出售现有公有住房收回的资金，除按规定提取房屋公共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专项基金外，纳入单位住房基金，专项用于发放住房补贴。
（十七）部级（含副部级，下同）干部现住房出售问题，要抓紧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出售办法。同时要继续加强对部级干部，特别是离退休部级干部住房的维修和管理。
五、改革住房供应方式，逐步实行住房供应社会化
（十八）停止对各部门机关住房建设拨款，逐步实行住房供应社会化。近期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多渠道并存。
1．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
2．有建房土地或对拥有产权的危旧住宅小区进行改建的单位，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经有关部门批准，近期可利用本单位现有土地自建住房，按不抵于同等地段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向本单位职工出售。
3．支持职工购买北京市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提供的经济适用住房。
（十九）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开发建设按《通知》规定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7项成本因素，利润控制在3％以下）进行招投标，确定开发建设单位，确保工程质量。
（二十）加强已售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物业管理工作，研究制定改革房屋管理体制的办法和措施，逐步引入竞争机制，规范物业管理收费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二十一）廉租住房主要从腾退的旧公有住房中调剂解决，也可以由财政出资新建。廉租住房的租金实行统一定价，定期公布。当承租人家庭收入超过规定标准时，应迁出廉租住房或提高租金标准。承租廉租住房的申请、审批办法由国管局会同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六、加强组织领导，严肃住房制度改革纪律
（二十二）国管局、中直管理局负责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状况普查的组织管理工作。在住房普查基础上，建立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档案；在住房普查、建立职工住房档案、纠正违纪违规问题的基础上，稳步开放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市场。
（二十三）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分别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住房制度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
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部门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好职工思想工作，转变职工住房观念。
（二十四）严肃住房制度改革纪律，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国家政策，继续进行实物分配住房，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用房改标准价、成本价超面积标准出售或购买公有住房以及公房私租牟取暴利等行为。具体办法由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二十五）对未按规定管理和发放住房补贴，不如实申报住房状况和售房收入、无房和未达标老职工人数以及新职工人数的，要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的责任。对隐瞒现住房情况和配偶住房情况，弄虚作假领取住房补贴的个人，除令其退出住房和退回全部住房补贴外，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职工个人、住房情况证明机构及其负责人相应处罚，具体处罚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二十六）财政、审计部门负责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补贴发放、管理的监督、检查工作。
各部门行政监察机构负责对本部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中违纪违规行为进行清查、纠正和处理。
（七）附则
（二十七）本方案所指“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包括党中央各部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
（二十八）中央在京事业单位职工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由各单位参照本方案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报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事业单位职工购房补贴面积标准，由各单位在本方案规定的机关职工购房补贴面积标准范围内、结合本单位补贴资金来源和职工住房情况自行确定；事业单位职工基准补贴额、月住房补贴系数按该单位职工工资水平、职工购房补贴面积标准，以及单位所在地区（或地段）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测定。
（二十九）本方案由建设部会同国管局、中直管理局负责解释。
（三十）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主犯作为共同犯罪人的种类之一，是共同犯罪的主要实施者，也是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最大的共同犯罪人。与主犯在共同犯罪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我国刑法理论对主犯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主犯的认定并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直接影响司法实践的发展与司法水平的提升。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从考察国外刑法关于主犯（正犯）的认定着手，对我国刑法中主犯的认定进行探讨，借以推动主犯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一、国外刑法认定主犯的标准与学说
（一）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区分正犯与共犯的标准与学说
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正犯是共同犯罪中的主要角色，与我国刑法中的主犯非常相似。与正犯相对应的共犯，包括教唆犯和帮助犯（从犯）。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对我们界定主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主要有以下学说：
1.主观理论
主观理论以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条件说为基础，认为对结果设定条件的人，都是对结果设定原因的人，所有的条件都是原因，所有的条件均属等价，故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区分正犯与共犯，只能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寻求二者的区别。其中，目的说认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实施行为的，是正犯；为了实现他人的目的或者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实施行为的，是共犯。故意说认为，以自己行为的意思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是正犯；以加担行为的意思而实施行为的，是共犯。
主观理论重视正犯的主观意思内容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应当说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一学说存在明显的缺陷，忽视了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多是从客观方面加以描述与界定，与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构原则不相符合。因此，主观理论的观点并不可取［1］。
2.客观理论
客观说分为形式客观说与实质客观说。形式的客观说认为，正犯是指自己实行一部分或全部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之人；共犯是指经由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对正犯的实行行为进行加担，参与实现不法构成要件之人。这一理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解释间接正犯，因为间接正犯居于幕后，在形式客观层面上无法将其幕后利用行为工具的行为，评价为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实质的客观说是为了克服形式的客观说的不足而产生的学说。实质的客观说认为，形式的客观说一方面强调构成要件所具有的定型性，另一方面又扩张构成要件，或者从整体上认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使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丧失意义。因此，应当用实质的观点即行为的危险性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式与程度考察正犯与共犯的区别。其中，重要作用说认为，从实质上看，对结果的发生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正犯，反之则是共犯。必要性说认为，对于犯罪事实属于不可或缺的加功者，就是正犯，其余皆是共犯［2］316-318。
3．犯罪事实支配理论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认为，正犯系犯罪事实的核心角色或者关键人物，引领、支配整个犯罪事实的进程，而共犯则是边缘角色或者次要人物，对犯罪事实进程并不具有支配性，而只是参与犯罪的进程。正犯对犯罪事实的支配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作为行为支配的直接正犯。亲自实施某种构成要件行为之人，能够独立地、自由地支配犯罪事实，毫无例外地是正犯。二是作为意志支配的间接正犯。通过利用他人（构成要件行为中介者）并将其工具化（用作“工具”）而间接（作为“幕后者”）支配事件过程的方式，让他人为自己的目标出力，以实现不法之构成要件。三是作为功能性犯罪事实支配的共同正犯。共同正犯是通过分工实施而实现构成要件。共同正犯的支配来自于其在实施中的功能，他承担了对实现犯罪计划而言是实质性的，并且通过其实施的部分构成要件行为而使其对整体事件的支配成为可能的任务。譬如，甲制定犯罪计划，邀请乙参加并具体实施，乙同意的话，就形成了共同的犯罪计划。即使后来甲并没有具体实施犯罪实行行为，也应当作为正犯对待［3］。
综览大陆法系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各种学说，对于正犯的判断，形式上的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但越来越重视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趋势，重要作用说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现在分别是日本与德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就是明证。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根据行为控制理论，正犯成立的关键不在于行为人多大程度上直接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了该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而在于他的行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实现是否产生了决定性或重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普通法系在理论上将共犯分为主犯（principal offenders）与从犯（secondary parties）两类是行为控制理论更为逻辑的结论［4］。
（二）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区分主犯与从犯的标准与学说
在英美法系国家，认定主犯的标准随着立法的变化也不断发展。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通行普通法中的四分法，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一级主犯、二级主犯、事前从犯与事后从犯。这里的一级主犯与我国刑法中的实行犯类似，是指自己实行或者假手第三人实行犯罪行为的人。二级主犯是指在犯罪现场帮助和教唆一级主犯的犯罪人。“在犯罪现场”的要求，是其与事前从犯最大的区别。在英国，《1967年刑事法令》（Criminal Law Act 1967）颁布后，英国刑法直接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类：主犯（Principal）和从犯（Accessory）。所谓主犯，即原普通法上的一级主犯，是指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其行为产生犯罪结果的共同犯罪人［5］。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模范刑法典》为里程碑，打了传统的共犯承担责任的从属方式，采取了共犯独立原则，把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perpetrator，普通法上的一级主犯）和同谋犯（accomplices，普通法上的二级主犯与事前从犯），而不再用主犯（principal）和从犯（accessory）这类字样。《联邦刑法》于1976年废除了主犯与从犯的区分，规定：“凡实行犯罪或帮助、唆使、引诱、促使、要求他人犯罪的，都按主犯处罚”{1}。
从英美刑法的现状可以看出，他们的主犯概念非常类似于我国刑法中的实行犯，是指实行具体的犯罪行为并导致犯罪结果产生的共同犯罪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主犯的认定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具体的犯罪行为，同时，也要注意主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主犯是共同犯罪中的关键角色，在共同犯罪中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级主犯是实际的犯罪者，其犯罪动机是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最终的可责的精神原因［6］。
二、我国刑法认定主犯的标准与学说
我国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学界基于这一规定，各自展开了对主犯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主犯分为两种：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后者相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又称为其他主犯或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具体包括在犯罪集团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以及在聚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具体表现为在犯罪集团中特别卖力地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犯罪集团中直接实行犯罪、罪行重大，或者在共同犯罪中直接造成严重危害后果［7］。这也是我国通说的观点。
第二种认为，主犯包括两类：一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其中，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是指除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对共同犯罪的形成、实施与完成起决定或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起主要作用，应从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一方面要考察犯罪分子对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起何种作用；另一方面要分析犯罪分子实施了哪些具体犯罪行为，对结果的发生起什么作用［2］356-357。
第三种认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主要标准的，同时涵括了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情况，主犯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组织犯是主犯的一种，除此以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而且，组织犯虽然是按分工分类的结果，但分工与作用并非毫无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分工情况反映着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组织犯为例，他在集团犯罪中的分工是进行组织、领导，这种分工就表明他在共同犯罪中必然起主要作用。因此，我国刑法将组织犯归入主犯，纳入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即我国刑法关于共犯人的分类仍然是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衡量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的本质特征［8］。
第四种观点主要从具体评价“主要作用”着手，譬如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中各共犯的行为构成一个整体，共同导致共同犯罪结果。对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是判断共犯主从的惟一标准，也是决定各共犯刑事责任的标准［9］。还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区分主从犯的唯一标准，具体的衡量因素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程度、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对赃物的控制程度等等［10］。
综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各自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体现了学界在主犯界定方面的努力。第一种观点从我国刑法关于主犯的规定出发，明确了主犯的两种类型，并列举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常见的主犯类型，对认定主犯具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列举很明显是难以穷尽的，而且，在评价主犯时并没有对主要作用做出明确的阐释，因此，尽管这种观点是我国的通说，但实际上合理性最小。相对来说，第二、三、四种观点具有更大的合理性。第二种提出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评价和判断主要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主要作用的评价离不开共犯人的分工，在一定情况下，分工反映着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第四种观点认为要把主要作用具体化，不同共犯人的犯罪行为对结果的原因力大小是判断主犯的唯一标准。
三、主要作用的评价路径
在借鉴国外刑法认定主犯（正犯）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认定主犯的关键是主要作用的评价，具体来说，要注重从客观上进行判断：一是要重视共同犯罪意思的形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没有实行犯的犯罪决意以及基于此决意的实行行为，就没有共同犯罪。二是要重视共同犯罪过程中对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过程的支配，重视犯罪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因果作用。同时，要以共犯人的行为表现与分工为基础，把行为人的分工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融合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的优势。
第一，要正确认识“主要作用”的含义。所谓作用，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产生的影响以及效果。这种影响和效果应当是一种客观上的判断{2}，具体到主犯的作用，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主犯行为对犯罪结果以及犯罪目的实现的因果作用，二是主犯对犯罪过程的影响，对其他犯罪人的影响。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具有双重性，即整体性和独立性。所谓整体性，是指所有共犯的行为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与共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称为大的因果关系。所谓独立性，是指每个共犯各自的行为与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小因果关系，既具有独立性，又是大因果关系的一部分，而具有整体性［11］。这些小的因果关系都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原因，但是它们的作用力并不是等同的，而是有大小之分的，这种作用力的大小就是我们区分主犯与从犯的根据。作用力大的，就说明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作为主犯对待；作用力小的，就说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当作为从犯对待。日本刑法学家牧野英一指出，因果关系适用于共同犯罪，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因果关系的延长，二是因果关系的扩张。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从犯帮助他人犯罪，其因果关系的特点是：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是因，他人产生犯意或便于实施犯罪是果；他人实施犯罪是因，犯罪结果发生是果。其因果关系表现为延长的形式。数人共同实行犯罪，其因果关系的特点是：数人的共同实行行为是因，犯罪结果是果。即使只是其中一人的行为造成犯罪结果发生，数人的共同实行行为都是造成犯罪结果的原因。其因果关系表现为扩张的形式{3}。牧野英一的论证并没有明确教唆犯、帮助犯和正犯（实行犯）原因的等级，但是，从共同犯罪分工的角度来看，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直接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教唆犯以及帮助犯都是通过实行犯来施加影响的。既然如此，从原因力上讲，实行犯是犯罪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应当说是没什么可以怀疑的，既然是主要原因，当然对实行犯就应当作为主犯看待。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即让他人产生犯意进而实施犯罪。在教唆实行犯的场合，教唆犯可以说是共同犯罪的发起者，是产生犯罪结果和实现犯罪目的的主要原因，也应当作为主犯看待。这也是我国刑法理论一般把教唆犯作为主犯看待的原因。在组织犯的场合，组织犯组织、领导、策划或者指挥共同犯罪的实施，当然是犯罪结果产生以及犯罪目的实现的主要原因，应当作为主犯看待。而帮助犯既不是共同犯罪的发起者，也不是犯罪结果和犯罪目的的实现者，它只是为犯罪结果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可以说在共同犯罪中起的只是一种次要作用，应当作为从犯对待。
第二，要注意领会刑法关于主犯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6条第一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通说认为，我国刑法对共犯人的划分采取了混合分类法，即以作用分类法为主，兼采分工分类法。而且，在评价主要作用时，共犯人的分工与作用并非没有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分工情况反映了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组织犯为例，他在犯罪集团中的分工是组织、领导，这种分工就表明他在共同犯罪中必然起着主要作用。因此，我国刑法将组织犯归入主犯，纳入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刑法典明确规定把组织犯作为主犯看待，是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划分共犯人种类的立法体现。
第三，要注意借鉴国外区分主犯（正犯）与从犯标准的合理因素。在外国刑法中，与我国主犯类似的共犯人种类有大陆法系的正犯与英美法系的主犯概念。与我国界定主犯的“主要作用”标准不同，外国刑法在把握正犯与主犯概念时，主要是从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或行为表现着手的。譬如，在欧陆刑法中，正犯是按照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或者行为的表现形式所做的划分，与教唆犯、帮助犯（从犯）相对应。在英美法系国家，主犯（一级主犯）是指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并且直接导致危害结果产生的人。这种把握主犯或正犯的好处非常明显，能够容易判断主犯或正犯，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且，在正犯与主犯概念发展的过程中，考虑到从形式上把握正犯与主犯不利于量刑的不足以及国民将正犯作为最恶劣的犯罪形态的法感情，德、日等国放弃了严格的形式的客观说，日益根据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划分正犯的范围，吸收了作用分类有利于量刑的优势。在德国，重视行为的“支配作用”的评价；在日本，重视行为“重要作用”的把握{4}。在英国和美国，尽管有取消区分主、从犯的趋势，譬如美国《联邦刑法》于1976年废除了主犯与从犯的区分，规定：“凡实行犯罪或帮助、唆使、引诱、促使、要求他人犯罪的，都按主犯处罚。”但是，实行犯（perpetrator）仍然被看作共同犯罪的核心角色。综上，笔者认为，在把握“主要作用”的标准来认定主犯时，我们应当借鉴国外刑法的合理内容，要注重对于犯罪行为方式的评价，重视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融合作用分类法和分工分类法在评价共同犯罪人中的优势。
【注释】
作者简介：袁建伟（1979－），男，安徽涡阳人，讲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刑法学研究；杨开江（1965－），男，安徽蚌埠人，副检察长，法学博士，从事中国刑法学研究。
{1}参见储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帮助者和唆使者按照主犯处罚，其中心意思就是他们的刑事责任不从属于实行者（传统意义上的主犯），既然在责任上是独立的，当然就无须再区分主从，都按主要者处罚。
{2}笔者认为，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清除“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理解上的误区。刑法上的主观应当是行为人主观的心理态度及其内容，犯意的形成并非是主观方面的内容，而是一种客观事实。譬如说，教唆犯唆使他人产生犯意，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事实，而非主观心理。当然，因为犯罪故意是主观方面的内容，因此，从主观角度方面理解故意的形成也并非不可，但是要注意具体的区别。
{3}参见陈兴良著：《共同犯罪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252页。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这种情形下的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延长理论是不适用的。通说的观点认为，这种类型下的教唆犯，实际上并未造成危害结果，或者虽然造成了危害结果，但与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4页。通说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论罪的观念。没有危害结果或者与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怎么能上升到犯罪并动用刑法的程度，值得反思。
{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德、日刑法的这种变化，目的是为了把某些表面上看来没有实行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行为但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共犯人纳入到正犯的范围里面，而不是否定实行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行为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从形式上判断，如果一个犯罪人实施了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仍然应当作为正犯看待。具体到我国刑法，实行犯无论如何都应当作为主犯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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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1999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管局、建设银行、中直管理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关系到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的切身利益，对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确保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在执行中，如发现新问题、新情况，请及时报告国务院，并抄送建设部等7个有关部门。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结合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一）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按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的要求，稳步推进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商品化、社会化进程，建立适合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特点的住房新体制，加快解决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问题。
（二）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住房补贴制度，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继续推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加快实现住房商品化；改革住房供应方式，逐步实行住房供应社会化。
（三）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统一政策，归口管理；国家、单位、个人合理负担，量力而行；新房新制度，老房老办法；一次性补贴和按月补贴相结合；与地方政策相衔接，协调推进。
二、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四）从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媵退的旧公有住房，除根据需要留出一部分作为廉租住房外，原则上只售不租。职工在个人合理负担的基础上，通过使用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和住房贷款购买住房。
凡在1998年底前已开工的单位自建住房，或已交纳购房预定金购买的商品住房，并于1999年底前竣工的，可按《通知》规定的办法向职工出售，也可按届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以下简称《决定》）规定的出售现有公有住房的成本价向职工出售。
最低收入的职工家庭，可申请租住廉租住房。最低收入职工家庭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确定。
（五）全面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到2000年底，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分别达到8％。按照“住房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原则，加强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建立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帐户。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三、建立住房补贴制度，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六）建立住房补贴制度。无房和住房未达到职工（含离退休职工），在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和市场价购买住房（包括新建经济适用住房、腾退的旧公有住房和商品住房）时，均可按规定申请住房补贴。
（七）职工住房补贴包括基准补贴和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补贴。
1．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基准补贴额根据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除以2与个人合理负担额之差测定；职工个人负担额按不低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除以60平方米（建筑面积）确定。
基准补贴额随职工工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变动而变动。北京市1999年度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为4000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基准补贴额为1265元。
2．工龄补贴额按年度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工龄补贴额（以下简称年度工龄补贴额）与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以及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的乘积计算。其中，年度工龄补贴额按《决定》规定的出售公有住房工龄折扣办法计算。1999年年度工龄补贴额为13元。
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按下列标准执行：
公务员：科级下以，60平方米；正、副科级，70平方米；副处级，80平方米；正处级，90平方米；副司（局）级，105平方米；正司（局）级，120平方米。
机关工勤人员：技术工人中的初、中级工和25年以下工龄的普通工人，60平方米；技术工人中的高级工、技师和25年（含25年）以上工龄的普通工人，70平方米；技术工人中的高级技师，80平方米。
职工家庭实际购房面积由职工根据家庭支付能力自主决定。
（八）1998年12月31日（含）前参加工作的无房职工（以下简称无房老职工），其1999年1月1日后工作年限内的住房补贴，以及1998年12月31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以下简称新职工）的住房补贴，均按月发放，计入职工个人帐户，专项用于住房消费。
月住房补贴额为职工当月标准工作（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工龄工资之和，下同）乘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以基准补贴额、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和职工月标准工资为基数测算，由财政部、建设部会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中直管理局）定期公布。1999年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为0．66。
（九）无房老职工1998年底以前工作年限内的住房补贴采取一次性发放方式，在职工购买住房时，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后，直接划入售房单位。
一次性发放的住房补贴额为〔职工1998年月均标准工资×1999年年度月住房补贴系数×职工1998年前的工作月之和〕＋〔1999年年度工龄补贴额×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
（十）住房未达标的老职工的补差办法，由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十一）住房补贴资金来源于原国家预算内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建设资金划转部分、各单位出售公有住房的收入和原各单位自筹的建房资金。原国家预算内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建设资金划转部分，原则上不低于原有住房建设资金投入总额。
（十二）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以下简称各部门）按规定时间，将本部门下年度所需住房补贴资金总额，按经费领拨关系由主管部门汇总报财政部。财政部根据各部门住房状况和售房资金收入、无房和未达标的老职工人数，以及新职工人数，审核确定住房补贴的年度补贴指标，按经费领拨关系下达到主管部门，再由主管部门分解下达到各部门。
住房补贴的分配情况，由财政部会同国管局、中直管理局按年度向各部门公布。
（十三）各部门要按规定做好原有住房资金的核定、划转工作，建立单位住房基金，设立住房补贴资金专户。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综合考虑职工的工龄、职务等因素，确定老职工的住房补贴发放顺序。
申请住房补贴的购房职工，应向所在单位如实提供本人和配偶住房状况等有关材料。
（十四）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补贴资金的筹集、申请、审批、拨付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商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四、继续推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加快实现住房商品化
（十五）稳步提高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现有公有住房租金，租金标准和提租时间原则上与北京市同步。租金标准的提高要与提高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收入相结合。对民政部门确定的社会救济对象及其他低收入家庭和领取提租补贴后仍有困难的离退休职工家庭要减收或免收新增租金。租金减、免的具体办法参照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由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十六）职工现承租的公有住房，除按有关规定不宜出售的外，继续按届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决定》规定的出售现有公有住房的成本价向职工出售。出售现有公有住房收回的资金，除按规定提取房屋公共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专项基金外，纳入单位住房基金，专项用于发放住房补贴。
（十七）部级（含副部级，下同）干部现住房出售问题，要抓紧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出售办法。同时要继续加强对部级干部，特别是离退休部级干部住房的维修和管理。
五、改革住房供应方式，逐步实行住房供应社会化
（十八）停止对各部门机关住房建设拨款，逐步实行住房供应社会化。近期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多渠道并存。
1．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
2．有建房土地或对拥有产权的危旧住宅小区进行改建的单位，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经有关部门批准，近期可利用本单位现有土地自建住房，按不抵于同等地段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向本单位职工出售。
3．支持职工购买北京市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提供的经济适用住房。
（十九）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开发建设按《通知》规定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7项成本因素，利润控制在3％以下）进行招投标，确定开发建设单位，确保工程质量。
（二十）加强已售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物业管理工作，研究制定改革房屋管理体制的办法和措施，逐步引入竞争机制，规范物业管理收费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二十一）廉租住房主要从腾退的旧公有住房中调剂解决，也可以由财政出资新建。廉租住房的租金实行统一定价，定期公布。当承租人家庭收入超过规定标准时，应迁出廉租住房或提高租金标准。承租廉租住房的申请、审批办法由国管局会同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六、加强组织领导，严肃住房制度改革纪律
（二十二）国管局、中直管理局负责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状况普查的组织管理工作。在住房普查基础上，建立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档案；在住房普查、建立职工住房档案、纠正违纪违规问题的基础上，稳步开放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交易市场。
（二十三）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分别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住房制度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
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部门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好职工思想工作，转变职工住房观念。
（二十四）严肃住房制度改革纪律，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国家政策，继续进行实物分配住房，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用房改标准价、成本价超面积标准出售或购买公有住房以及公房私租牟取暴利等行为。具体办法由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二十五）对未按规定管理和发放住房补贴，不如实申报住房状况和售房收入、无房和未达标老职工人数以及新职工人数的，要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的责任。对隐瞒现住房情况和配偶住房情况，弄虚作假领取住房补贴的个人，除令其退出住房和退回全部住房补贴外，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职工个人、住房情况证明机构及其负责人相应处罚，具体处罚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另行制定。
（二十六）财政、审计部门负责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补贴发放、管理的监督、检查工作。
各部门行政监察机构负责对本部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中违纪违规行为进行清查、纠正和处理。
（七）附则
（二十七）本方案所指“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包括党中央各部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
（二十八）中央在京事业单位职工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由各单位参照本方案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报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事业单位职工购房补贴面积标准，由各单位在本方案规定的机关职工购房补贴面积标准范围内、结合本单位补贴资金来源和职工住房情况自行确定；事业单位职工基准补贴额、月住房补贴系数按该单位职工工资水平、职工购房补贴面积标准，以及单位所在地区（或地段）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测定。
（二十九）本方案由建设部会同国管局、中直管理局负责解释。
（三十）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