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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事局


深圳市人事局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才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6年11月7日）
深人发〔2006〕68号

　　为规范我市人才市场活动秩序，建立人才中介服务行业自律机制，培育恪守诚信的人才中介服务和人才求职环境，根据《广东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市场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人才市场发展实际，我局制定了《深圳市人才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人才市场信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人才市场秩序，建立人才市场信用信息系统和人才市场信用体系，根据《广东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市场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人才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人才市场信用信息的管理。
本办法所称人才市场信用信息（以下简称信用信息），是指本市人才市场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对人才市场进行综合管理所形成的信息。
　　第三条 市、区人事部门是本行政区域人才市场信用信息的综合管理部门。
　　市人事部门负责建立和管理本市人才市场信用信息系统，统一征集信用信息，并通过市人事系统网站向社会发布。
　　区人事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用信息的收集，并及时上传至市人才市场信用信息系统。
　　第四条 市人事部门依法分别向深圳信用网和市个人信用征信系统提供有关信用信息。
　　市、区人事部门应当按照授权，通过深圳信用网和市个人信用征信系统，查阅有关企业、个人信用信息记录，作为实施日常管理的依据或者参考。
　　第五条 信用信息分为基本信息、警示信息和良好信息。
　　基本信息是指人才中介机构的身份信息。
　　警示信息是指本市人才市场管理部门依法对人才中介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从业人员、求职人员、用人单位等，在人才市场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给予行政处罚的信息。
　　良好信息是指对人才中介机构给予表彰奖励的信息。
　　第六条 下列信息记为人才中介机构基本信息：
　　（一）依法对人才中介机构进行专项行政许可的情况；
　　（二）依法对人才中介机构进行许可证年审的结果。
　　前款规定的信息包括登记、变更、注销的内容。
　　第七条 人才中介机构的下列信息，记入警示信息：
　　（一）在申请行政许可或年检时提交虚假证明文件，隐瞒真实情况，虚报注册资本、场所、项目，弄虚作假或采取其它欺诈手段，骗取行政许可或通过年审的；
　　（二）超范围经营的；
　　（三）伪造、涂改、出租、出借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的；
　　（四）假冒或未经许可使用其他人才中介机构的名称，从事人才中介服务业务的；
　　（五）发布虚假信息，误导和欺骗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的；
　　（六）采取强制手段，胁迫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的；
　　（七）盗窃、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八）在帐外暗中给予用人单位或者个人回扣和财物的；
　　（九）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信誉或声誉的；
　　（十）年度内被投诉、举报3次以上，经查证属实的；
　　（十一）举办人才交流会，因组织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二）其他因违法行为被给予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八条 人才中介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下列信息，记入警示信息：
　　（一）对第七条所列人才中介机构违法行为负有主要责任的；
　　（二）未经许可开展人才中介服务活动的；
　　（三）因其他违法行为被给予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九条 人才中介从业人员涂改或转让、租借《深圳市人才中介职业资格证书》，或对第七条规定的情形负有直接责任的，记入警示信息。
　　第十条 求职人员的下列信息，记入警示信息：
　　（一）提供虚假经历、虚假学历、虚假学位、虚假职称的；
　　（二）使用虚假人事档案、虚假证件（书）和其他虚假证明、材料的；
　　（三）违反其他有关规定的。
　　记入警示信息的求职人员，应当相应记录其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和职业、学历、所学专业等个人信息。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的下列信息，记入警示信息：
　　（一）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有欺诈行为的；
　　（二）向求职者收取不合理费用的；
　　（三）违反有关规定，擅自保管人事档案的；
　　（四）因其他违法行为被给予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二条 人才中介机构的下列信息，记为良好信息：
　　人才中介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受到市级以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表彰或授予荣誉称号的。
　　第十三条 信用信息发布的期限：
　　（一）基本信息，至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终止为止；
　　（二）警示信息，期限为3年；
　　（三）良好信息，自受到表彰或荣誉称号之日起3年。
　　第十四条 人才市场活动中的有关机构或有关人员认为所公布的本机构或本人的信息与事实不符，提出申请变更或撤销信息的，市人事部门应及时受理并处理。
　　对信息确有错误以及被决定或裁决撤销记录的，市人事部门应及时变更或者解除该记录；因信息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人事部门应当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做出相应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一元化处理

万欣


　　目前医疗纠纷在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以后，存在着严重的二元化的现象。笔者认为此种现象应当得到纠正，医疗纠纷民事诉讼应当一元化处理。

一、 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二元化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6日下发《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医疗赔偿纠纷分为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和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两种，并根据诉由的不同分别采取两种鉴定方式和不同的赔偿依据。基于对此规定的不同理解，当事人一方（多为患方）为追求诉讼利益的最大化，力图在鉴定机构、赔偿标准等方面进行对本方有利的选择，由此引发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二元化现象。
　　很多患方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存在诸如鉴定人匿名鉴定，不出庭质证，专家多为医院医生、存在一定同行情结，缺乏完善监督机制等问题，对医学会组织的鉴定不认同。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诉讼中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全国绝大多数医学会都没有进入鉴定人名册。为此，在诉讼中，不少患方就以医学会不在鉴定人名册中为由，不同意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主张应在鉴定人名册中选择鉴定机构。而医方在多数情况下都极力主张到医学会进行鉴定。
　　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大相径庭，几乎所有项目的计算方法都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对于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由于《条例》较之《解释》少了死亡赔偿金的项目，故在此类纠纷中，患方更是极力试图按照《解释》确定赔偿责任。为达到此目的，在诉讼伊始就选择诸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般医疗纠纷、医疗过错赔偿纠纷等各式诉由，并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试图通过对诉由、鉴定机构的选择，达到选择适用法律的目的。
　　面对这些情况，法官在办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时候也感觉无所适从，于是造成了目前医疗纠纷审理中的二元化愈演愈烈的局面。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下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北京高法意见》），该文件的出台对于解决北京地区的二元化问题有一定作用，但是也未能根本性解决此问题。根据该文件的规定，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很有可能进行三次以上的鉴定（两次医学会鉴定，一次司法鉴定），这样不但耗费大量时间（三次鉴定将耗时1年左右），而且将耗费当事人大量费用（三次鉴定费将在1万元以上，如果加上申请鉴定人出庭的费用，数目更加不菲）。为此不少患方在诉讼时仍然强调要求法院按照属于法律的《决定》的规定从鉴定人名册中委托鉴定机构。
医疗纠纷诉讼的二元化处理，不但增加了当事人诉累，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使得医疗纠纷诉讼人为地复杂化，旷日持久不能解决。而且有可能导致同样的损害得到的赔偿完全不一致。因此笔者认为医疗纠纷诉讼的二元化现象急需得到纠正。
　　医疗纠纷的诉讼核心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鉴定问题，另一个是赔偿标准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将医疗纠纷的鉴定机构问题和赔偿标准进行统一规定，必将解决医疗纠纷诉讼的二元化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二、 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交由《条例》规定的医学会组织进行

　　如前所述，目前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委托相关医学会组织进行鉴定，一种是从司法厅局公告的司法鉴定人名册中选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笔者认为作为医疗纠纷的司法鉴定应统一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为宜。

（一） 从实体上看，医学会专家组织进行的鉴定更具有科学性

　　医疗纠纷中判定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主要依据不仅仅是医疗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要看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规范。如果鉴定人不是长期从事临床工作，很难对医疗纠纷所涉及到的各学科的诊疗规范有清晰的了解。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一个专业人员所受到的训练往往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没有也不可能对其他专业有很深的认识。医学科学更是如此，仅在卫生部下发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学科专业组名录(试行)》中就划分了六十个专业组。如果不是本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根本不可能对于本专业的诊疗常规、本专业在本地区的发展水平、本专业的最新进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医学会专家库的组成人员在资格上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专家库成员都必须是具有丰富相关专业知识的专家。而中华医学会作为已有87年历史、现有78个专科分会、43万名会员、主办69种医学学术系列期刊的我国医学界的最高学术团体，完全有基础和实力组织各种疑难、复杂及有争议的医疗事故鉴定，这就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业性、科学性。例如日本，目前进行赔偿医学评定的鉴定人员就主要是医师和大学教授（《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赴日本司法鉴定技术考察团考察报告》）。其经验值得借鉴。
　　而反观目前的司法鉴定，司法厅局公告的司法鉴定机构中的司法鉴定人多数是法医人员，其专家储备显然无法与医学会相提并论。法医学是应用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并解决法律实践中有关医学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与临床医学虽然同属于应用医学体系，但他们完全是互相独立的两个学科体系，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均有不同。法医学鉴定也没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么细的专科分类，参加鉴定的法医往往也并不具备高级技术职务。即便是具备高级技术职务的法医,也不可能对于临床医学有深入的了解。当然法医对于死因的判断、伤残等级的划分是比较熟悉的，但显然不能仅以此就可以得出整个医疗活动正确与否的结论。例如在一起医疗纠纷案件中，司法鉴定人认为患者入院时的临床表现不符合心肌梗塞的典型症状，在庭审中，笔者要求鉴定人简单列举一些心肌梗塞的典型症状，鉴定人都不能完成。像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很常见的，这样的鉴定结论能说是正确的吗？
　　因此，笔者认为由医学会组织进行鉴定，基于医学会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其结论将更符合医学专业特点，更具有科学性。

（二） 从程序上看，医学会组织进行的鉴定更为公正

　　目前医学会组织进行的鉴定都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其鉴定的程序主要有当事人提交材料、抽取鉴定组专家、鉴定会、签发鉴定结论，鉴定会程序主要包括：双方当事人陈述、专家提问、当事人退场、讨论、经合议形成鉴定结论。参加鉴定的专家都为3人以上的单数，而且纠纷涉及的主要学科专家占专家组组成人员一半以上。其鉴定程序比较严谨、公正。
　　而反观司法鉴定，没有统一的鉴定程序。参加鉴定的鉴定人人数、专业均不确定；很多鉴定机构连鉴定会都不开，当事人丧失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因此通过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医学会组织进行的鉴定从程序上更为公正。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医学会组织进行鉴定较之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更为公正、公平。

（三） 缺陷的弥补措施

　　如前所述，医学会鉴定也有几点问题为人垢病。笔者认为这几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
　　1、关于医学会不在司法厅局公告的鉴定人名册中的问题。因为各地医学会基本上具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的条件，因此笔者建议，可以采取让各地医学会向相关司法厅局办理申请手续，然后将各地医学会列入司法厅局公告的司法鉴定人名册中的方式解决此问题。
　　2、关于鉴定人在鉴定结论上签名以及出庭作证的问题。对此问题，我们注意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规定的鉴定是双方委托和卫生行政部门移交进行的，基本属于行政范畴。而进入诉讼程序以后由法院委托进行的鉴定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因此如果医学会能够通过司法厅局的公告的话，那么其按照《决定》的要求进行司法鉴定，则上述两个问题迎刃而解。
　　3、关于鉴定专家组组成，有人认为医学会专家都是卫生系统内部人，对医院进行鉴定难免有失公允。其实这完全是可以解决的。按照《条例》规定，涉及死因、伤残等级鉴定的，应随机抽取法医参加专家鉴定组。而绝大多数医疗纠纷都会涉及到死因和伤残等级鉴定的问题。因此，有法医参加的鉴定专家组，会很大程度上减少同行关照的问题。再加上还有鉴定人要对鉴定结论承担法律责任，还要出庭作证，如果严重不负责任还有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等保证措施。这样的话，即便同为卫生系统专家，也不会或不敢故意偏袒医方，其鉴定结论的公正性是可以期待的。

三、 医疗纠纷应当按照《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如果说鉴定问题是关键问题，那么确定赔偿责任法律依据的选择就是关键的关键。如前所述，鉴定机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事人试图选择适用法律的表现，所以实际上赔偿标准如果能够统一适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之争。笔者认为医疗纠纷民事诉讼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当主要适用《解释》的相关规定。
　　（一）从立法权限看，《条例》对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不应适用于民事诉讼。
　　《立法法》第八条第（七）项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而民事责任的赔偿责任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故对赔偿责任的确定只能由法律规定，《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并无权就民事诉讼中确定赔偿责任做出任何形式的规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条例》对医疗纠纷赔偿的规定，显然超越了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因此，笔者认为《条例》中规定的赔偿责任如果应用于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或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解决并无不当，但是如果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仍然适用《条例》的规定显然是不妥的。
　　（二）从规定的科学性、公平性看，应适用《解释》的规定确定民事赔偿责任。
　　《条例》与《解释》关于赔偿项目及计算方法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简单对比即可发现《条例》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下面仅就差异最为明显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1、死亡赔偿金问题。《解释》较之以往法律、法规增加了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责任，这个规定很好地解决了以往“死了没有残了赔得多”的问题，也更符合民事赔偿责任的填平原则。因此受到广泛欢迎。而反观《条例》却没有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使得患方所获赔偿明显不足以弥补损失。因此在此问题上司法实践中屡有突破。像《北京高法意见》就明确规定，“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将使患者所受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赔偿数额。”此规定就被广泛理解为主要针对死亡赔偿金所制定的。
　　2、护理费问题。
　　（1）《条例》规定的是陪护费，即仅在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才有陪护费。而对于出院以后由于受到伤害而丧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仍然需要陪护的患者的护理费就没有规定。而《解释》规定的护理期限则为“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但最长不超过20年。” 并且《解释》还有特别规定：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民法院应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应费用5－10年。显然该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