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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第3号

　　1995年11月2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37号令公布的《商标评审规则》，根据自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作了修订，并经2002年9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2年10月17日起施行。

局长 王众孚 　　
二00二年九月十七日


商标评审规则

（1995年11月2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37号令公布；2002年9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3号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依据《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负责处理下列商标争议案件：

（一）不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决定，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复审的案件；

（二）不服商标局的异议裁定，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复审的案件；

（三）对已经注册的商标，依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请求裁定撤销的案件；

（四）不服商标局依照《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作出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依据《商标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申请复审的案件。

第三条　当事人参加商标争议案件的评审活动，应当以书面形式办理。

第四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商标争议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五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商标争议案件，应当在适用法律上对当事人一律平等。

第六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商标争议案件实行书面审理，但依据《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决定公开评审的情形除外。

第七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商标法》、《实施条例》和本规则作出的决定和裁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有关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八条　 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商标争议案件实行合议制度，由商标评审人员组成合议组进行审理。

合议组审理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九条　 依据《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商标评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的；

（三）与办理商标评审事宜有利害关系的。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商标评审人员回避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办理，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在商标评审期间，当事人有权依法处分自己的商标权和与商标评审有关的权利。

第十一条　共有商标的当事人参加商标评审活动，应当指定一人为代表人；没有指定代表人的，以其在商标注册申请书或者商标注册簿中载明的顺序第一人为代表人。代表人参与评审的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评审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评审请求，必须有被代表的当事人书面授权。

第十二条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办理商标评审事宜，在中国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可以委托国家认可的具有商标代理资格的组织代理，也可以直接办理；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应当委托国家认可的具有商标代理资格的组织代理。

第十三条　当事人委托商标代理组织参加商标评审的，应当提交代理委托书。代理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内容及权限；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的代理委托书还应当载明委托人的国籍。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的代理委托书及与其有关的证明文件的公证、认证手续，按照对等原则办理。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申请或者参加商标评审，应当使用中文；外文书件应当附中文译本。

第十四条　代理人的权限发生变更或者代理关系被解除的，当事人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商标评审委员会。

第十五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代理人可以申请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并可以申请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和法律文书。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的范围和办法由商标评审委员会规定。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十六条　申请商标评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须有合法的主体资格；

（二）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三）属于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范围；

（四）依法提交符合规定的申请书及有关证据材料；

（五）有明确的评审请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六）依法缴纳评审费用。

第十七条　申请商标评审，应当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申请书；有被申请人的，应当按照被申请人的数量提交相应份数的副本；基于商标局的决定书或者裁定书申请复审的，还应当同时附送商标局的决定书或者裁定书。

第十八条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和邮政编码，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载明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争议商标的名称、申请号或者初步审定号、注册号和刊登该商标的《商标公告》的期号；

（三）明确的评审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

（四）联系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评审申请有被申请人的，应当载明被申请人的名称和住所。委托商标代理组织办理商标评审事宜的，还应当载明商标代理组织的名称、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第十九条　 商标评审申请不符合本规则第十六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条件之一的，商标评审委员会不予受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商标评审申请不符合本规则第十六条第（四）、（五）、（六）项规定条件之一的，或者未按照《实施条例》和本规则规定提交有关证明文件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向申请人发出补正通知，限其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30日内补正。

经补正仍不符合规定的，商标评审委员会不予受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期满未补正的，依据《实施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视为申请人撤回评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一条　商标评审申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在30日内向申请人发出《受理通知书》。

第二十二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已经受理的商标评审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不符合受理条件，应当依据《实施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予以驳回：

（一）违反《商标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核准注册前已经提出异议并经裁定的商标，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申请裁定的；

（二）违反《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申请人撤回商标评审申请后，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的；

（三）违反《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对商标评审委员会已经作出的裁定或者决定，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的；

（四）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

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商标评审申请，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需要在提出评审申请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当在申请书中声明，并自提交申请书之日起3个月内提交与申请书相同份数的证据材料；未在申请书中声明或者期满未提交的，视为放弃补充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四条　评审申请有被申请人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受理后，应当及时将申请书副本及有关证据材料发送被申请人，限其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30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答辩书，并按照申请人的数量提交相应份数的副本；期满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

第二十五条　 被申请人需要在提交答辩书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当在答辩书中声明，并自提交答辩书之日起3个月内提交与答辩书相同份数的证据材料；未在答辩书中声明或者期满未提交的，视为放弃补充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六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被申请人的答辩书及证据材料后，应当及时将答辩书副本及有关证据材料发送申请人。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答辩书及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有相反证据的，应当自收到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之日起30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一次性提交该证据。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提交申请书或者被申请人提交答辩书时，应当同时提交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的名称应当与所提交的证件相一致。

当事人名称或者住所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和制作目录清单，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的具体事实作简要说明，并签名盖章。

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后，应当按目录清单核对证据材料，并由经办人员在目录清单和回执上签收，注明提交日期。

第二十九条　商标评审申请书及有关证据材料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填写、提供。未按照规定格式和要求填写、提供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向申请人发出补正通知，限其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30日内补正。经补正仍不符合规定或者期满未补正的，适用本规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商标评审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填写、提供。未按照规定格式和要求填写、提供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向被申请人发出补正通知，限其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30日内补正。经补正仍不符合规定或者期满未补正的，不影响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

第三章 审理
第三十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商标评审案件应当组成合议组进行审理。合议组由商标评审人员3人或者3人以上单数组成。但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的案件，可以由商标评审人员一人独任评审。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可以由商标评审人员一人独任评审：

（一）商标局作出驳回决定、异议裁定所引证的商标在评审时已经丧失专用权或者在先权利的；

（二）被请求裁定撤销的商标已经丧失专用权的；

（三）商标局作出驳回决定所引证的商标归申请人所有，因申请人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被商标局驳回，评审时申请人已向商标局申请办完变更手续的；

（四）商标局作出驳回决定所引证的他人在先申请或者注册商标，评审时已核准转让给申请人的；

（五）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的其他可以由商标评审人员一人独任评审的案件。

第三十二条　商标评审人员确定后，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有关当事人。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实施条例》第九条和本规则第九条的规定对商标评审人员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在被告知商标评审人员后15日内提出。期限届满后，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发现有关商标评审人员有回避情形的，可以在评审决定、裁定作出前提出回避申请，但应当提供相关证据。

被申请回避的商标评审人员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

商标评审委员会在作出决定、裁定后收到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回避申请的，不影响评审决定、裁定的有效性。

第三十四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收到申请后7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不回避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后3日内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商标评审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复议申请应当在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

第三十五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不服商标局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决定的复审案件，应当针对商标局的驳回决定和申请人申请复审的事实、理由、请求以及评审时的事实状态进行评审。

第三十六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不服商标局异议裁定的复审案件，应当针对当事人复审申请和答辩的事实、理由及请求进行评审。

第三十七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不服商标局依照《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作出撤销注册商标决定的复审案件，应当针对商标局的决定和申请人申请复审的事实、理由及请求进行评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不服商标局依照《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作出撤销注册商标决定的复审案件，应当针对商标局作出撤销注册商标决定时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法律适用进行评审。

第三十八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依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请求裁定撤销注册商标的案件，应当针对当事人申请和答辩的事实、理由及请求进行评审。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评审：

（一）申请人消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评审权利的；

（二）申请人撤回评审申请的；

（三）当事人以协议方式消除争议的；

（四）其他应当终止评审的情形。

终止评审的，商标评审委员会予以结案，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四十条　 申请人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决定、裁定前，要求撤回申请的，经书面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说明理由，可以撤回。但商标评审委员会在作出决定、裁定后收到申请人的撤回评审申请的，不影响评审决定、裁定的有效性。

第四十一条　合议组审理案件应当制作合议笔录，并由合议组成员签名。合议组成员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如实记入合议笔录。

经审理终结的案件，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法作出决定、裁定。

第四十二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书、裁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评审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决定或者裁定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三）决定或者裁定结论；

（四）可供当事人选用的后续程序和时限；

（五）决定、裁定作出的日期。

决定书、裁定书由合议组成员署名，加盖商标评审委员会印章。

第四十三条　 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裁定，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判决发回重审的案件，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另行组成合议组重新进行评审。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裁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该决定、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第四章 公开评审
第四十五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实际需要，可以决定对评审申请进行公开评审。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请求进行公开评审的，应当提出需要进行公开评审的具体理由。

第四十七条　 涉及双方当事人的下列案件，应当事人的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决定进行公开评审：

（一）当事人一方要求就重要证据同对方当面质证和辩论的；

（二）需要请出具过重要证言的证人作证、质证的。

第四十八条　申请人请求进行公开评审的，应当自收到被申请人的答辩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被申请人请求进行公开评审的，应当在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答辩书或者补充有关证据材料时一并提出。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进行公开评审：

（一）对重要证据的认定，需要双方当事人当面进行质证和辩论的；

（二）对重要证据的认定，需要对出具过证言的证人进行质证、询问的；

（三）其他需要进行公开评审的情形。

第五十条　已经进行过公开评审的案件，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重新进行公开评审。

第五十一条　公开评审应当就当事人已经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并已向双方当事人交换的证据材料进行审理。

第五十二条　 决定公开评审的，合议组应当在公开评审15日前书面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评审参加人，告知公开评审的日期、地点和合议组组成人员等事项。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在公开评审3日前将公开评审通知回执提交到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申请人期满既未提交回执答复是否参加公开评审，也不参加公开评审的，其评审申请视为撤回，评审程序终止，商标评审委员会予以结案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评审申请人期满前答复不参加公开评审的，或者被申请人期满未提交回执也不参加公开评审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缺席评审。

第五十四条　公开评审通知回执应当有当事人的签名或者盖章。表示参加公开评审的，应当在公开评审通知回执中载明当事人派出参加公开评审的人员姓名、身份。委托商标代理组织参加公开评审的，应当在公开评审通知回执中载明参加公开评审的商标代理人的姓名。

要求出具过证言的证人就其证言出席作证的，应当在公开评审通知回执中载明该证人的姓名及能够确定其身份的有关信息和所要证明的事实。公开评审通知回执中未载明的证人，不能在公开评审中出席作证。

第五十五条　各方当事人派出参加公开评审的人员，包括其委托的商标代理组织的代理人，不得超过4人。一方有多人参加公开评审的，应当指定其中一人作为第一发言人进行主要发言。

第五十六条　公开评审开始前，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召开有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审前预备会议，听取当事人对有关事实和证据材料的意见，确定需要进行公开评审调查的主要问题。

对当事人在公开评审前预备会议上的意见，合议组应当制作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核实签字。

第五十七条　公开评审开始时，合议组应当核对公开评审参加人员的身份证件，并确认其是否有参加该公开评审的资格，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评审参加人是否出席评审。

第五十八条　在进行公开评审调查前，先由合议组简要介绍案件的基本情况，明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然后开始进行公开评审调查。

第五十九条　公开评审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申请人陈述评审请求，并简要陈述有关事实和证据；

（二）被申请人进行答辩；

（三）合议组就本案的评审请求、理由和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核对；

（四）申请人就评审请求的理由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举证；

（五）被申请人进行质证、提出反证，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反证进行质证。

第六十条 在公开评审的案件中，证据应当在公开评审时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当事人在公开评审前预备会议上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合议组在公开评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除外。

第六十一条　当事人在质证时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

第六十二条　质证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申请人出示证据，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进行质证；

（二）被申请人出示证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进行质证。

第六十三条　合议组成员可以就有关事实和证据向当事人或者证人提问，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证人作出解释。

当事人经合议组许可，可以询问证人。

当事人询问证人不得使用威胁、侮辱的言语或者方式。

第六十四条　证人不得旁听公开评审；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

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请证人进行对质。

第六十五条　公开评审调查结束后，进行口头辩论。由当事人就证据所表明的事实、争议的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各自陈述其意见。

在双方当事人对案件证据和事实无争议的情况下，可以在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予以确认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口头辩论。

第六十六条　口头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申请人发言；

（二）被申请人答辩；

（三）互相辩论。

在口头辩论时，合议组成员可以提问。

第六十七条　在口头辩论过程中，当事人又提出事先已提交过、但未经公开评审调查的证据的，合议组可以宣布中止辩论，恢复公开评审调查。调查结束后，继续进行口头辩论。

第六十八条　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表达完毕后，由合议组按照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陈述。

第六十九条　最后意见陈述后，公开评审结束，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在此后一定期限内依法作出裁定，并将裁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七十条 合议组应当将公开评审的重要事项记入公开评审笔录。公开评审终止时，合议组应当将笔录交当事人核实。对笔录的差错，当事人有权要求更正。笔录核实无误后应当由当事人签字并存入案卷。当事人拒绝签字的，由合议组在公开评审笔录中注明。

前款所指公开评审的重要事项包括下列内容：

（一）当事人的评审请求、理由及证据；

（二）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重要事实；

（三）其他需要记录的重要事项。

第七十一条　公开评审时，未经商标评审委员会许可不得旁听、拍照、录音和录像。



第五章 证据规则
第七十二条　申请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或者被申请人提出反驳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等。

第七十三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评审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评审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四条　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

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评审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评审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当事人在公开评审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第七十五条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三）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

（四）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

（五）其他依法无需举证的事实。

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七十六条　当事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供书证的，应当提供原件，包括原本、正本和副本。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

第七十七条　当事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供物证的，应当提供原物。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原物为数量较多的种类物的，提供其中的一部分。

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

（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事实等；

（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第七十九条　当事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住所、工作单位或者职业等基本情况；

（二）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

（三）注明出具日期；

（四）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

第八十条 当事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鉴定部门及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

第八十一条　当事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第八十二条　当事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文。提交外文证据的当事人未提交中文译文的，该外文证据视为未提交。

对方当事人对译文具体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对有异议的部分提交中文译文。必要时，可以委托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单位对全文、或者所使用部分或者有异议的部分进行翻译。

双方当事人对委托翻译达不成协议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委托专业翻译单位对全文、或者所使用部分或者有异议部分进行翻译。委托翻译所需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各承担50％；拒绝支付翻译费用的，视为其承认对方提交的译文。

第八十三条　属于下列情形的证据，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调查收集：

（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

（二）涉及终止评审、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第八十四条　对单一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第八十五条　评审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八十六条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八十七条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

（三）应当参加公开评审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公开评审作证的证人证言；

（四）难以识别是否经过修改的视听资料；

（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六）经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

（七）其他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材料。

第八十八条　证人作证时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第八十九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

（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

第九十条 一方当事人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第九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第九十二条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作出判断。

第九十三条　评审过程中，当事人在申请书、答辩书、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九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第九十五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

（二）鉴定结论、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

（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五）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六）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

（七）参加公开评审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参加公开评审作证的证人证言；

（八）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



第六章 期间、送达
第九十六条　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商标评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间。

期间以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当日，不计算在期间内。

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

第九十七条　当事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或者材料的日期，直接递交的，以递交日为准；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为准；邮戳日不清晰或者没有邮戳的，以商标评审委员会实际收到日为准，但是当事人能够提出实际邮戳日证据的除外。

第九十八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各种文件，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递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委托商标代理组织的，文件送达商标代理组织视为送达当事人。

商标评审委员会向当事人送达各种文件的日期，邮寄的，以当事人收到的邮戳日为准；邮戳日不清晰或者没有邮戳的，或者没有被邮局退回的，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15日，视为送达当事人；直接递交的，以递交日为准。文件无法邮寄或者无法直接递交的，可以通过公告方式送达当事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30日，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

第七章 附则
第九十九条　对《商标法》修改决定于2001年12月1日施行前发生，属于修改后《商标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所列举的情形，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进行评审的，依据修改后《商标法》的相应规定进行评审；属于其他情形的，商标评审委员会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的相应规定进行评审。

第一百条 当事人就《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时注册已满一年的商标产生争议，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评审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出申请的期限处理；当事人就《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时注册不满一年的商标产生争议，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评审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提出申请的期限处理。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依照修改前《商标法》第二十七条及其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评审申请，属于修改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三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不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提出评审申请的期限规定。

第一百零一条 《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已经受理，但不属于《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范围的案件，尚未审结的，商标评审委员会予以退回，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一百零二条 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已经依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年11月2日公布的《商标评审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受理的重新评审案件，属于《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范围的，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依据修改后《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重新进行评审，并作出决定或者裁定。但本规则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规定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相应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零三条 办理商标评审事宜的文书格式，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并公布。

第一百零四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设立专家咨询小组，就商标评审中的有关问题听取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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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初级阶段司法权的适度强化
——以能动司法为重点的分析

尹振国


　　“国无恒强，无恒弱，奉法强则强，奉法弱则弱”，依法治国，建设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国家是我们必然的选择。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之开始了近现代化的艰难转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的艰辛与盲目、痛苦与执着、血泪与战火难以详尽。在这一历程中，1901年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启了中国法治百年历史。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华民族百年法治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人历经屈辱和苦难的觉醒，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性认识。
法治的本意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依不依法、守不守法，而在于国家权力在法之上还是在法之下、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依照法治的标准，环视今日之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法治建设经验来看，他们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质性阶段，从时间上来看，通常不过二、三十年。从1997年正式宣布建设法治国家开始，时间已经过去整整12年了。但是，无论从法律制度本身的规模和质量来看，还是从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运行状况来看，我国的法治建设水平还是相当落后的。当前，中国的社会控制机制正在经历由意识形态控制向法律控制的转变过程，正在经历由人治或半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一国的法治建设水平总是和一国的经济建设水平、政治民主化程度、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作为现代国家三大权力之一的司法权（本文所称的司法权是狭义的，仅指法院的权力），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在法治建设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司法权的配置和运行总是要受到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初期，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权如何积极回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如何更好地履行自身的职责。这是我们应当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一、从能动司法切入
　　能动司法或者称为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一个外来词，在中国的词典里是找不到这个词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司法能动视为一种裁判理念，是“法官在司法能动主义的指导下，将自己关于公共政策的观点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来裁判案件。通常，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会出现认定违宪以及忽略在先判例的倾向”。
　　能动司法实际上是在美国法律语境里使用的一个词，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密切相关，是联邦最高法院司法独立、司法至上、司法权扩张的反映。
　　“司法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司法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当社会发展的程度超过先例的容量时，必须突破先例，创造新的规则，这就是“法官造法”，也是普通法系国家司法运行的基本规律。可以说，普通法系的法官天然地具有司法能动的条件和冲动。“司法能动主义的根本宗旨是，法官应当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利用他们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即保护人的尊严。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运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运用将抽象概括的宪法保障加以具体化的权力去这么做……法官在宪法解释的过程中，不应当受制宪者立法意图的限制。能动主义者倾向于更少强调绝对遵循先例，主张一种广泛的司法救济权。”（[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著，黄金荣译，《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第3-6页）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在动荡的社会矛盾中主动承担了社会工程师的角色，通过判决的方式对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公民善良违法等宪法权利确立了普遍原则。尽管有司法被动主义作为其对立面，但由于它是司法精英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又是普通法制度的产品，是法官造法的一种形式。”（信春鹰：《中国是否需要司法能动主义》）
　　所以，可以把司法能动的方法概括为不遵循先例的法官造法，目的概括为促进社会公平。
　　在美国，法院最初被认为是“危险性最小”的部门，表现出司法克制主义的倾向。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拥有对国会和州立法进行审查的权力，可以被认为是司法能动主义在美国的起源。随着社会的发展，联邦最高法院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沃伦法院时期，能动司法或能动司法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在美国发展到了极致。以首席大法官沃伦为代表的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法官坚持自由主义的司法理念，在民权领域高举司法能动主义的旗帜，在反对种族歧视、保障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堕胎、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保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等许多问题上都通过相应的判决改变了原有的法律。”（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能动司法也是美国三权分立原则在司法中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领域不断扩大，行政权的范围和深度也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司法能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奠定在国家权力整体扩张、特别是行政权扩张的背景下。强大的行政权如果配之羁束的司法权，那么，传统的分权制衡原则就会荡然无存。可以认为，司法能动主义是司法权扩张的一种表现，也是在资本垄断经营背景下，权力关系重新博弈，或者重新安排权力制约关系的一种方式。”（《权力扩张与司法能动：第四届全国法律方法论坛闭幕词》）
　　今天的司法能动主义已经延伸至司法审查之外的其他司法活动中，现在要给司法能动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因为历史上有很多流派和学者以各种理论来定义过这个概念。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讲，司法能动主义也可以做多元的解释。（范愉：《诉前调解与法院的社会责任：从司法社会化到司法能动主义》，《法律适用》，2007年第11期）尽管可以对司法能动主义做多元解释，但是它的原始涵义还是没有改变。
　　在国内比较早地探讨“能动司法”的学者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信春鹰，她在《中国是否需要司法能动主义》一文中指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共同标志是法官更多地把自己看做社会工程师而不是单纯适用规则的法官。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在中国是指最高院法官的“造法性”解释。（信春鹰：《中国是否需要司法能动主义》）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我国作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员，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法院系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为响应中央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号召，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要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贡献”。（王胜俊：《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我们所讲的能动司法，简而言之，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国的能动司法有三个显著特征，即紧紧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要求，积极运用政策考量、利益衡平、柔性司法等司法方式履行司法审判职能的服务型司法；主动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研判形势，主动回应社会需求，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主动延伸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沟通协调，努力形成工作合力的主动型司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应对，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高效型司法。”（王胜俊：《坚持能动司法，切实服务大局》，2009年8月28日在江苏高院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西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是不同的。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是基于三权分立制衡，法官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来解释宪法，以此促进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具有法官造法或者说是一种准立法权的性质。它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司法活动。由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和司法体制在根本上是不同于西方的，所以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也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更多的是强调各级法院本身司法职能的实现，重视司法的纠纷解决和稳定社会功能的发挥。其司法能动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和民商法领域。换句话说，我们的能动司法是“法院努力履行审判职能意义上的能动，而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司法职能的扩张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位移……可以用积极司法的概念置换能动司法。”（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二、司法为何要能动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知，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立足于司法权基本功能的实现，还不是司法权的扩展，与司法审查权更是毫不相干。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我国司法能动的背景和原因：
1、回应政治的需要。任何一国的司法体制都与一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不可能绝对排除政治对司法的影响，而且司法本身也是政治的一部分。“仔细看一下如屡屡受到称赞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会发现，此案判决的伟大并不是因为脱离了政治，而恰恰因为其充满了政治，而恰恰因为其充满了政治，以及法官的政治智慧。”（苏力：《关于能动司法》，《法律适用》，2010年第2、3期）西方国家基于多党执政、轮流执政的事实，要求司法不偏向于任何一个党派，做了法官就不能从事任何党派的活动。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开展，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胡锦涛：《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6日）周永康强调：“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周永康：《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求是》）因此，我国的法院不仅承担着裁判的职能，而且担负着执行党的政策的政治职能。法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必然要担负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责。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从不讳言法院的工具作用，“不但法院，整个国家都是工具，党也是工具。”（董必武：《改善审判作用》，《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2、回应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国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日益繁重，难度也不断加大。社会安全稳定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求，“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都高度重视“维稳”工作。司法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解决纠纷。司法具有专业性、终局性、权威性的特点，司法在解决纠纷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法院在整个“维稳”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充分认识人民法院调处和裁决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功能，通过合法的专业司法行为把积极主动调和解决矛盾作为最硬的道理、最硬的任务，排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和问题，能动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罗殿龙：《能动司法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广西实践》）法院参与接访、调解的活动越来越多，维稳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3、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民主法治的进步、网络时代的到来，人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通过司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做法越来越普遍，中国法院迎来了“诉讼爆炸”的时代。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3318件，审结11749件，同比分别上升26.2％和52.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37万余件，审执结1054万余件，结案标的额16707亿元，同比分别上升6.3％、7.2％和16.4％。”许多基层法院每年要受理七八千甚至上万件案件，法官每人每年承办的案件也在150件以上。案件大幅增长，而法官的人数却没有增加，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另外，由于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律师在城市多而在农村少，农民很少享受到律师的法律服务，对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也不熟悉。我国的法律制度移植于西方，它是基于工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的制度设计，与农村小农经济、熟人社会的实际状况存在抵牾。因此，在城镇化还未充分完成之前，在涉及农民的民商事案件中强调当事人主义，可能会遭受农民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信访不信法”。“在这一时期，人民法院提出公正与效率，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等等司法理念，强调宽严相济，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司法群众路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等等司法政策，在本质上都体现了人民法院正在回归能动司法，积极回应变革时代的司法需求。”（公丕祥：《能动司法：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取向》）
4、回应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需要。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腐败会导致这最后的防线崩溃，社会再无公平正义可言，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人民往往对司法腐败反应最强烈、最痛恨。英国17世纪伟大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论法律》中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贪腐案令世人震惊，法院的公信力受到严重的挑战。“法官是穿着法袍的法律”，如果法官腐败，则从源头上毁坏了法律的严肃性，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感，动摇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从而危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政治稳定。最高院的提出的“五个严禁”、“能动司法”、“人民法官为人民”、“学习法官陈燕萍”，都是拉近司法与民意的距离，树立人民法院公信力的重大举措。
“有为才有位”，可以说，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充分发挥司法的职能作用为手段，以树立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的重大举措。
　　三、防止司法能动异化的两个逻辑前提
　　我国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本身的职权的强化，不是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立法权的扩张，也不违背司法中立性原则(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来说是中立的，而不是绝对中立)。由于我国的能动司法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防止司法能动异化为“司法盲动”，并最终滑向“法律虚无主义”？如何防止地方党政机关假借司法能动主义搞地方保护主义、干涉法院审判，使法院陷入“地方化”、“行政化”的陷阱？如何防控司法权的滥用？这都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第一个逻辑前提——强化司法权
　　“政法机关（包括法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可见，执政党赋予了法院重大的职责，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但是，从现实来看，法院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最弱，在国家管理体制中还是比较低的一环，其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比较弱。与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相比，司法部门是“最不危险的部门”，
　　“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着共同体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调整每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既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也不能支配社会的财富，而且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力、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即使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联邦党人文集》）“史上最牛公函事件”中，管委会竟然发公函警告法院，利用行政手段干扰法院的审判。（《管委会发函警告法院，法律沦为笑柄》，2010年6月29日，《新京报》）现代法治的要义是以法律制约权力。汉密尔顿指出：“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同样，对法院物质基础有控制权，等于对法院有控制权。现实中，地方法院的财权、用人权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如何叫法院公正地处理案件？如何叫法院规制政府的权力？因此，要使法院能动起来，必须强化司法权，最起码要保障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不受任何干扰地、公正地行使。这里所谓的的强化是指“使之坚强巩固”的意思。
　　司法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其一是解决纠纷，其二是实现规则之治。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因此解决社会纠纷、消除社会矛盾是更为迫切的需要。但是，从建设法治社会，追求社会矛盾纠纷的普遍、彻底地解决，避免治乱兴衰、人亡政息的角度来说，实现规则之治，形成法律秩序，树立司法权威则更有价值。从应然的角度来讲，我国不同层级的法院应当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侧重于确认规则、统一法律的适用，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侧重于解决纠纷。美国的司法能动实践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决形成公共政策，以此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的司法能动以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和解决纠纷为主。因为“能动司法产生有三个条件：一是司法精英解释群体的存在；二是社会对通过司法解释完善国家的法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期待。三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产生的对普遍规则的要求”。（信春鹰：《中国是否需要司法能动主义》）从有利于法治建设、统一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讲，能动司法的实践最好集中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
　　法治的发达程度总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来看，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按照《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０７》在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后预计，如果按照中国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４年的速度估算，中国可能在２０１５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达到１９６０年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2015中国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成都日报》，2007年1月29日）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估计，中国在2020年中国可能将成为唯一一个大专以上人口接近2亿的国家。（何鹏：《2020年我国近2亿人有大学学历》，载《国家财经周刊》，2010年3月15日）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和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制约法治国家建设的很多不利因素将不复存在。如果现在不对我国司法体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法治发展程度将会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花气力解决地方法院地方化、行政化的倾向。
1、破除司法地方化。司法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具有中立性和国家统一性的特征。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适用的是国家的法律，是诉讼主体之间的中立者，是介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公正裁决者。司法权的国家统一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作为一项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权力被行使，司法权只能由国家法院来行使，法官只能是国家的法官，法院只能是国家的法院。“对任何其他权力或者机关负责都将最终影响到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与权威性，因为任何对其他权利或机关负责的结果都将使干预变得不可避免。在国家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项权力中，司法权是唯一不可被分割和下放的权力，司法权的被分割与下放（此即司法地方化）将不但无助于三权中最薄弱之司法权的强大，最终还将因为司法的割据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孙澈：《司法、司法权及其他》，《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在目前的权力框架下，司法权是分散的，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地方法院称为名副其实的“地方法院”，我国地方法院无独立的用人权、财权受制与之同级的地方政府，这直接导致法院听命于地方政府，丧失中立、公正的品格，给司法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司法地方化的后果就是：在涉及到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纠纷或者涉及到公民与本地政府的纠纷时，法院很难做出公正的裁判。公民宁可信访也不信法。因此，要想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而不使之沦为地方保护伞，必须坚决戒除司法地方化。
2、破除司法行政化。张卫平教授曾对我国法院体制行政化下过定义。他认为：“法院体制行政化是指法院在整个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与行政管理体制构成和运作有着基本相通的属性，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的。”（张卫平：《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一种法院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法商研究》，2000，3）这里的法院体制行政化实际上指的是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司法行政化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在内部，广泛存在着案件审批制度，重大疑难负责案件由庭长或者审委会定案，承办法官无自主权，法院管理行政化，法官职务行政化；在外部，地方法院似乎称为上级法院或者本级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宪法地位难以落实。司法行政化违背了司法规律，使司法权行政化，破坏了司法公正、阻碍了法官独立审判权力的实现，影响了司法的审级制度，加剧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国家的政令统一。同样，要想实现党的政策和法律的统一贯彻执行，必须破除司法行政化。
　　（二）第二个逻辑前提——制约司法权
　　司法能动主义在美国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法官和判决的武器来使用的，用于指责法官们不受本分、扩张司法权用于干涉其他政府部门的权力。（《冷眼以观司法能动性》）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司法权得不到规制，那么这种维护公平正义的权力也会蜕变为侵害公民权利、危害社会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的司法腐败的根源之一在于司法权没有受到有效的规制。要想遏制司法腐败，必须有效监督和制约司法权。
我国的司法能动是司法职能的加强和延伸，司法能动也要适度，不能搞违背司法的规律、超越司法的边界搞司法“盲动”。
1、司法能动不能超越司法的界限。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裁判权，“无纠纷无法官”、“无纠纷无司法”，司法权的行使要以案件纠纷为前提，同时必须要有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司法权才能启动。所以，“只要没有依法提出诉讼的案件，司法权并没有用武之地，司法权存在那里，但可能不被行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0页）但是，司法被动主义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于行政权而言的。法官可以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运用智慧化解矛盾纠纷、填补法律漏洞、向社会发出司法建议等等。
2、司法能动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司法能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法律。司法能动如果跃出了法律的范围，就丧失了司法应有的品格，不仅不会给社会带来好处，反而会破坏法治，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司法能动要适度，“应该有其坚守的边界和分际，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允许的框架内行使法定的职能，制定相关的措施。”（王国龙：《通过司法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2007年全国司法方法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四、结语
　　司法不能游离于社会发展之外，必须随着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中国在法系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没有法官造法的传统。因此，中国的能动司法不具有准立法的性质，其实质是司法职能的强化和延伸。司法能动要尊重司法的规律，坚守法律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