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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由与经济法的法理及其例证
闫 海

内容摘要： 经济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内容包括财产权和经济活动自由。经济法是规范国家干预市场行为的重要部门法，国家尊重和保障经济自由应当成为经济法的基本精神。竞争自由权是经济自由的合理推定，反垄断法在保护竞争自由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经济法 人权 经济自由 反垄断法 竞争自由权
原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期，第154－156页）

2004 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人权"概念首次进入宪法，但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应停留于宪法文本，完成人权由自然权利向法定权利乃至实在权利的转化，最重要途径之一便是部门法的具体化，即以人权为原则指导部门法的立法、司法与执法，部门法也应全面体现和逐步拓展人权的基本内涵。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性条件， [1] （P274 ）而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部门法之一，因此正确处理经济自由与经济法的关系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一、经济自由的法律界定
在政治、经济哲学中，经济自由被广泛地用于描述一种思想或观念，以致其外延缺乏清晰地界定。我国宪法条文上并未列示经济自由这个概念，但是一般认为宪法修正案的人权条款是一种"概括性人权保障"，即对于一些虽然未被宪法列明但已被普遍承认基本权利具有兜底功能，经济自由的部分内容在类型化后可以也应当纳入人权保护范畴。笔者认为，经济自由包括财产权和经济活动自由两项基本内容。财产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指出，"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更重要。" [2] （P25 ）财产权的保护不仅意味着财产权本身不受侵犯，而且要求对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受到干涉，即主体享有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自由。德国学者分析《基本法》第 2 条第1 款，"每个人都有自由发挥特长的权利"，指出经济活动自由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合同自由；价格自由；竞争自由；广告自由；行为自由；消费自由；生产自由；企业主对经济资料进行信息自决的自由；经济目标的破坏不妨碍该目标追求者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销售自由；经济自律自由；外国人的职业自由；决定是否承担不必要的公共经济协会成员义务的自由，此外，依据《基本法》第 9条应有经济联合与协作自由，依据《基本法》第 12 条还有职业自由、工作区域保护与迁徙自由。 [3] （P157-158 ）美国宪法学者对经济活动自由的理解是，包括四项内容：首先是创设自由，自由进入市场，无需正式许可就可以从事活动；其次是竞争自由，进行自由、公平的竞争，即使竞争失败者淘汰出局，蒙受损失；再次是合同自由和消费自由，自由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内容；最后是结社自由，个人或企业可以建立经济组织和其他经济联合体，雇员可以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行动。 [4] （P164-178 ）笔者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并结合经济法的调整范围，认为经济活动自由应包括：经营自由，市场主体可自由选择参与市场活动的组织形式，以及享有经营方式、经营范围以及经营决策的自由；竞争自由，自由选择竞争对手、竞争领域、竞争策略，并自我承担竞争后果；交易自由，自由选择交易对象，安排交易条件，设定交易对象，从商品、服务到经营权等；自治自由，组建和运作自己的自律性组织，自主管理内部事务。总之，经营自由、竞争自由、交易自由和自治自由以财产权为基础，是财产权的自然延伸，并且，共同构成经济自由的基本内容。

二、经济自由的意义和相对性
"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5] （P11 ）弗里德曼的论述揭示经济自由具有目的和手段双重价值。就目的价值而言，"私人财产是个人自由以其最初级的形式对个人自由的体现，而市场自由则是个人基本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6] （P88-89 ）首先，经济自由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的重要的激励机制，正是信赖投入成本而产生的收益的可以安全取得和享用，劳动、节俭和积累才能持续地发生，而不是尽最大可能"吃掉和用掉"。其次，经济自由将中世纪的农奴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并造就成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使资本雇佣劳动成为可能。最后，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机制，人的独立主体和相互的平等属性成为必要，自由意志对财产、劳动的处分也借助契约的形式得以实现。就手段价值而言，哈耶克已经明确地指出，对于经济自由的剥夺是通往奴役之路。 [7] （P91 ）

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界限的最外层就是客观条件的约束，正如，爱尔维修所说，"所谓自由人，就是指不戴手铐脚镣、也不受监狱关押，也不会因为害怕惩罚而象奴隶一样只限于在某一个地域之内活动的人……不能象鹰隼那样飞翔、象鲸鱼那样遨游，这并不是不自由。" [ 8]（ P173） 但是，自由的最重要约束，不是上述的自然限制，而是社会限制，即人作为社会动物而必须忍受的社会控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从自给自主的小农经济进入以市场为纽带、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人与人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自由被附加的社会控制也越来越强。因此，1989 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 条所诏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财产权，在1919 德国《魏玛宪法》第153 条第3 款被表述为，"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20 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宪法已经普遍地接受财产权的这种社会化的变化。此外，与具有静态特征的财产权相比，经济活动自由具有动态性导致其外部影响性更大，受到限制也自然就更多，例如，经营自由中对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必须在法律设定的个人、合伙、公司或信托范围内，在特殊领域，则限制更为严格；竞争自由则必须遵循善良风俗等基本规则；交易自由中特殊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条件必须在规范约束下；自治自由的规章制定、奖惩行使都要受到外界监督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对权利的限制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利相互之间的限制（内部限制），即一个权利对另一个权利的限制，一个人的权利对另一个人权利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实现秩序、福利及良俗美德所需的对权利的限制（外部限制）。" [9] （P210 ）笔者主张，权利是分析的唯一逻辑起点，权利的限制只能来自于他权利，而裁量冲突双方的优越性以及优越程度，应以道德和法律的公平观念为标准。经济自由是一项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自然优越于其他次生权利，所以，经济自由限制的合理性只能来自经济自由或其他基本权利，而不是简单诉诸"公共福利"或"社会利益"等比较宽泛的概念。此外，应补充说明的是，限制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并不应狭隘的指向他人，即使同一主体上也可能产生权利的冲突和协调，例如，现代社会公民的消费清单上除了私人产品外，还需要国防、司法和灯塔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因此公民基于维护自己生存的需要，必须允许国家以征税的方式合法的"侵犯"自己的财产权。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法
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障经济自由。尊重经济自由要求国家与市场保持距离，市场运转协调的地方不应有国家的影子，一旦出现运转失灵，建立在自治自由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也是优先手段，而国家干预居于末席，这也是所谓辅助性原则的要求。尊重经济自由仅仅是国家的一项消极义务，国家的积极作为才是市场经济中经济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场所，也是权利冲突的地方，不同主体的经济自由在市场上发生碰撞，划分彼此合理的界限成为必要。伦理道德、内部自律固然可以成为权利界限划分的依据，但是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是其实施的软肋。那么，超然于市场、社会之外兼具合法暴力的国家就成为经济自由冲突的比较理想的裁断者。市场经济初期，经济自由对于国家的要求是较小的，国家按照公平正义的观念和市场规律制定法律规范——主要为民商法——界定财产权范围，经济活动的基本要件以及风险和责任的承担，如果权利冲突现实的发生，且无法以和解、调解乃至仲裁等私人方式解决，那么，国家提供法庭依据前述法律规范为准绳予以裁判，并以强制力为执行的保障，最终协调经济自由之间的冲突，总之，国家仍然为"守夜人"的角色。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化，交易复杂化，空间的扩大化，经济自由的保护需要国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市场运行。此外，保护一方的经济自由，也意味对另一方经济自由的限制。此外，经济法对经济自由的限制还可能由于其他人权要求，例如，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以履行生存权、发展权过程中也会限制一定的经济自由，又如，国家执行保护、履行人权的物质基础就是通过限制公民财产权而获得的国库收入。

人权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与私法上的物权、合同自由等应当在法理上予以明确区分。前者私人个体对国家的抵抗或要求，后者是私人个体之间处理冲突的依据，虽然现代人权理论认为，保护人权作为整个法律体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私法上所谓一般条款可以成为人权与私权贯通的桥梁或纽带，但是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合同法》、《物权法》等民事法律规范对于经济自由保护发挥的仅是间接作用。经济法才是经济自由的保护神，因为经济法是直接规范国家干预市场行为的部门法，国家对经济自由的尊重、保障或者限制都应当受到经济法的约束，经济法也应当秉持保护经济自由的精神，确定国家干预市场的方式、程序和界限。

四、例证：反垄断法与竞争自由权
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重要分支之一，也一向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宪章和经济民主的基石，我国《反垄断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阶段，反垄断法理论研究也是如火如荼，有的学者提出，市场主体拥有自由竞争权，即竞争者制止垄断行为侵害其商业利益的权利，也可以说是竞争者对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所能够合理预期的商业利益的维护权。 [10] 这种权利分析范式符合法学研究规律，但是这种新型权利判断必须有充分的论证，否则权利通货膨胀无助于对实践的理论指引。笔者认为，竞争自由权是从经济自由这项基本权利合理推定得出，而不是所谓反垄断法所创设的，反垄断法的意义是明确国家尊重、保障竞争自由权的法律义务以及实施手段。以上分析，具有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是包括自由选择竞争对手、竞争领域、竞争策略，并自我承担竞争后果的竞争自由。在市场经济早期，竞争自由的核心内容是市场主体对国家干涉行为的抵抗，即将经济特权从市场活动中驱赶出去，这也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夜警国家"观念。但是，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垄断产生，垄断的存在又反过来限制了竞争自由，形成对自由竞争的扼杀。例如，两个以上的市场主体之间，或者以合同的方式形成联盟，或者通过联合、兼并的方式结为一体，这本身是该市场主体运用经营自由和交易自由的行为，但是就相对竞争对手而言，他们的竞争自由却因此受到不合理的限缩。又如一些具有支配地位或交易优势的市场主体进行超高定价、交易歧视、价格倾销、捆绑销售及拒绝交易滥用经济自由行为，市场弱者的竞争自由名存实亡。传统的民商事立法和司法不能有效治理这种危害经济自由的现象，甚至成为背书者。因此，为矫正这些弊端，应创建"规制国家"，通过反垄断法的授权，建立预防、监控和处理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规制限制竞争和垄断，保障经济自由的公平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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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弗里德里希 •奥古斯特•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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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小红 .论反垄断法所创设的自由竞争权[J].学术界,2005(5):86－92.


论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公共秩序的运用

严海 浙江大学法学院

[内容摘要]：公共秩序是拒绝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理由之一，由于其标准难以确定，在实际运用中遇到了诸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广泛接受的公约，美国和欧盟在这一问题上都采取限制适用的政策，而中国的相关立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共秩序必将继续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 公共秩序 海牙公约 布鲁塞尔公约

一、基本问题概说
（一）有关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基本问题
一国法院的判决本应只在法院地国发生效力，但是随着各国交往的日益密切，任何国家为了自身利益，都不得不承认外国的民商事判决在本国具有法律效力。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一个国家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学者们提出过不同的理论学说，包括国际礼让说、即得权说、债务说、特别法说、互惠说和一事不再理说等〔1〕。但是究其本质还是因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符合国际民事发展的需要，因而各国为了及时妥善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维护本国法律的权威，无不积极谋求私法领域的国际合作，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相互承认和执行他国法院的判决。〔2〕
当然，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并不是无条件的。由于各国在政治制度、法律意识，以及司法组织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同时由于执行外国判决会给内国带来的各种冲击，在所有国家的国内立法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中，都规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应遵守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原判决国法院必须具有合格的管辖权、外国法院判决已生效、外国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是公正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不违反内国公共秩序等〔3〕。在这些众多标准中，有关公共秩序的适用由于范围难以确定，非常灵活，在实践判断中往往难以把握，是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有关公共秩序的基本问题
公共秩序，英美法系又称“公共政策”〔4〕，是国际私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已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和采用。从狭义上说，公共秩序主要是指法院在依自己的冲突规范本应适用某一外国法作准拒法时，因其适用的结果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基本道德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拒绝或排除适用该外国法。而一般学者都认为，广义的公共秩序概念还应包括内国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违背内国公共秩序的外国法院判决或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5〕。外国法院的判决不与内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一个条件，各国法律均作了明确规定。因为公共政策条款是一种保护性条款，各国规定这一条款，都是为了保护内国国家的重大利益，维护内国的基本政策及道德与法律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则，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外国法院判决在内国的承认与执行而受到威胁和动摇〔6〕。
同时，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比较而言，一国法院对涉外民事案件作出的判决要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所需条件和审查程度都会更加复杂，其原因主要是司法诉讼和仲裁的性质不同，仲裁机构纯粹是民间机构，裁决的作出也往往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而法院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辖权具有强制性，作出的判决也是国家行为的范畴。〔7〕再加上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公约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因此各国在援引公共秩序时往往比较谨慎，但在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公共秩序则成为一种惯用的抵制手段，其涉及到的问题也就更加复杂。

二、有关运用公共秩序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标准的几个问题
公共秩序既是用以拒绝使用外国法的一种传统理由，也是用以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和外国判决的一种重要依据，几乎与之有关的每一项条约都订有公共秩序条款。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秩序是一国维护其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的最强有力的一道防卫线。一方面，由于公共秩序实际内容的不确定性，其范围可以界定得相当广泛；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秩序内容的含糊性和多变性，其适用时法院和法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正因为如此，尽管各国对公共秩序普遍都已作了规定，但要明晰地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规定其适用的标准和范围，却是十分困难的，给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是不可能的〔8〕。但在运用公关秩序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理由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依据应为国际公共秩序
许多国际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承认国际领域中的公共秩序与国内公共秩序的区别，他们认为，在内国案件中适用的国内公共秩序理由可能是合适的，但国际领域的公共秩序应比国内公共秩序受到更多的限制，一般只违反有关国家真正根本的法律秩序观念时才得以适用。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方面，《纽约公约》就将《日内瓦公约》中与公共政策并列的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理由的“一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删去，目的是减少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况，从立法旨意看，其使用的公共秩序应该是国际公共秩序。〔9〕尽管执行外国判决方面还没有一个广泛参与的公约，但从国际私法的发展方向看来，将公共秩序限定在国际公共秩序是一致的共识〔10〕，在执行外国判决领域也是如此。尽管本国法律无此规定，或规定与外国相反，只要该判决的执行不会对内国的公共利益造成威胁，不会对内国有关善良道德和公共福利的基础造成破坏，就应该予以执行。
当然，认定某一判决违反公共秩序，还是由执行地的法院进行的，其有权适用本国公共秩序审查判决的执行效力。因此，认定是否违反公共秩序，其适用的法律仍然是执行地国的法律，但是是以国际公共秩序为标准来决定外国判决的可执行性，这点并不矛盾，因为国际公共秩序一般都是被一国的国内法承认的。〔11〕所以将国际公共秩序作为标准并不代表与内国公共秩序无关，只是对公共秩序的运用采取更严格的标准，而一般学者在表述上还是使用“法院国的公共秩序”这一说法。
（二）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是因为其执行结果将有损公共秩序
关于适用公共秩序的标准是外国法院的判决本身违反了公共秩序，还是承认和执行的结果违反了公共秩序，国际社会的做法并不统一。〔12〕有的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规定，外国法院判决本身不得违背内国的公共秩序，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3款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之一是：“外国法院的判决，不违背公关秩序和善良风俗”；1982年前《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第91条规定：“外国法院的判决如违反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则不应承认。”；1979年美洲国家《关于外国判决与仲裁裁决的域外效力的公约》第2条规定：“凡第1条所指的外国判决、裁决与决定，符合下列条件者，在各成员国均应有域外效力：……不与要求其承认和执行它们的国家的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原则与法律存在明显的抵触。”；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我国也是属要求外国法院判决本身不得违反内国公共秩序的国家之列。也有的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规定，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结果将有损于内国的公共秩序，内国法院才拒绝承认和执行，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27条第1款规定：“如果对外国判决的承认明显地不符合瑞士的公关秩序，在瑞士应拒绝承认该判决。”；1971年海牙《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和商事判决的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承认或执行判决与被请求国的公共秩序明显不相容，或者判决时在未予任何一方当事人充分机会陈述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的，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该外国法院的判决。”
对这两种立法例进行比较，不难看出第二种方案，即要求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不与内国的公共政策相抵触的做法是比较妥当的，这主要是因为各国之所以规定公共秩序这一例外条款，完全是为了保护内国国家的重大利益，维护内国的基本政策及道德与法律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则，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外国法院判决在内国的承认和执行而受到威胁和动摇，问题的关键不是在抽象的外国判决，而是在具体执行外国法的结果如何，因此以执行结果作为标准在维护了公共秩序的同时也有利于个案的公正解决。例如一外国法承认一夫多妻制，而内国法律主张一夫一妻制，如果在对该丈夫遗产的判决中涉及数个妻子的继承问题时，尽管外国法的一夫多妻制与法院地公共秩序相抵触，而执行时采取结果说，给予执行该判决，显然就更为合理。〔13〕
（三）此处的公共秩序与排除外国法适用中公共秩序的范围是相同的
公共秩序原则在排除执行外国判决中和其在排除外国法适用中所起的作用与范围相比，在一些人看来要小一些，因为承认外国判决只是承认已从国外获得的权利，因而在这里坚持公共秩序的需要程度也比获得实体权利时小。正因为此，“法国法院可以承认解除婚姻的外国判决的效力，同时，却在配偶双方的所属国法律允许解除婚姻时，却仍然拒绝解除有关的婚姻。”〔14〕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外国法律规范的适用方面，涉及的是外国法律规范的一般性的问题，而在外国判决的执行方面，涉及的是外国法律规范的具体个别的问题，公共秩序在两种情况下是一致的，只是层面不同，而作用和强度也是一致的。

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公共秩序运用的国际立法概况
调整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法律既包括国内法，也包括国际公约、地区性公约和双边协定，然而这两些法律渊源的关系本来就非常复杂，相关规则相互冲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从而导致域外的商事活动成本大大增加。下面就分别介绍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规定公共秩序运用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国际立法、司法实践，即海牙国际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公约、美国的判例体系以及欧盟的地区性公约。
（一）海牙公约的规定
由于各国对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保护当事人利益，促进国际合作，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条约方式，统一规定这种制度。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一直致力于制定一个广泛参与的有关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的专门公约，并于1972年通过了迄今为止最富有创造性、合理性和完整性的专门性国际公约《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和商事判决的公约》〔15〕，该公约在第5条对公共秩序的规定在前文已经引用，然而由于加入国太少，这个公约所起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近年以来，国际社会一致呼吁制定一个新的公约，但是各国存在分歧较多，直至2001年才推出了新的草案，但是因分歧依然存在，新草案仍被搁置〔16〕，现在起草委员会已经意识到要使更多国家参与，必须对条约内容进行削减，尽量使各国能达成一致的地方成为公约最终条文，各国在公共秩序作为一项重要的条文并无异议，如果公约能够被大多数国家签署，必然可以使外国判决的执行更加便利。
（二）美国的规定
作为判例法国家，美国早在1895年的希尔顿诉吉欧案（Hilton v. Guyot）〔17〕中确立了执行外国判决中的公共政策例外原则，当然法院也意识到这种例外原则很容易被滥用，被告可能会在外国法院与美国法院判决不同就要求援用公共政策条款拒绝执行该判决，因此在实践中很少应用，并设立了很多的标准。在阿克曼诉赖文案（Ackerman v. Levine）中，法官指出“适用公共政策例外的标准是很高的，实际中很少满足”〔18〕；在洛克斯诉标准石油公司案（Loucks v. Standard Oil Co.）中，法官指出“并不因为该案依本地法院判决与其他地方法院不同就拒绝执行其判决”〔19〕；在湖人航空公司诉比利时世界航空公司案( Laker Airways Ltd. v. Sabena, Belgian World Airlines)中，法官也同样指出，“以公共政策理由拒绝判决执行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20〕。这一系列的案件都表明，美国法院并不会因为一个案件在外国的判决与该案在美国的判决不同而拒绝执行，只有当外国判决有损公共健康、公共道德、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等重大事由，才可援用公共政策来拒绝执行。
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美国法院在其判例中列举出适用公共政策的明确标准，但是通过一系列判例，也确立了在哪些情况下应适用公共政策拒绝执行外国判决，哪些情况下应该适用公共政策原则。具体得说，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适用外国法的情况主要有：
第一，带有刑事惩罚性质的判决。在菲律宾诉威斯丁豪斯电器公司案（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中，新泽西地方法院认为菲律宾法院判决中超出了对原告损害的赔偿，明显带有刑事惩罚性质，不应执行。〔21〕这与刑事案件的判决一般得不到域外执行的道理相似。
第二，原告的不当行为引起的被告赔偿判决。这类判决在美国比较常见，比如在杰夫诉斯诺案（Jaffe v. Snow）中，由于原告在保释期内违反保释规定以致受到了被告的侵害，法院拒绝执行加拿大法院的要求被告赔偿的判决，认为是原告自己的过错导致了该侵害〔22〕，法院这样做是害怕执行这类判决就等于是承认了原告先前的行为合法的，从而构成对美国司法信仰的一种挑战。
第三，诽谤案的判决。在外国诽谤案的判决依据的标准与美国公共政策相违背时，美国就会援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拒绝执行该类判决，比如美国就曾拒绝执行一个英国法院的诽谤案判决，因为在英国，即使被告的言论是完全真实，披露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疏忽责任，也必须承担责任，而美国认为这样的判决是侵犯了被告的宪法权利，即自由言论权，从而不予执行〔23〕。
从上面的判例可见，美国对公共政策在拒绝执行外国判决中的运用非常之谨慎，还有大量的判例中美国法院拒绝了被告要求法院援用公共政策，比如执行归还赌债的判决〔24〕，执行外国法院先予执行的判决〔25〕等，虽然这些判决的内容在执行地法律并无规定，甚至是做了相反的规定，但美国法院认为执行这些判决不至于损害公共政策，依然给予这些判决在美国的执行力。
（三）欧盟的规定
法律的统一是欧洲实现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早在196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于布鲁塞尔制订了《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该公约第27条规定，缔约国有权拒绝承认外国判决如果承认该判决违反该国的公共秩序。1988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又以布鲁塞尔公约为蓝本，在卢加诺制订了一项新的《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并在公共秩序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的第三议定书的规定，对该公约的解释权在欧洲法院。同美国法院的做法一致，欧洲法院在公共秩序在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的运用也进行了狭义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适用的范围较美国更加狭窄，因为现有的司法实践表明，通常只有在判决违反了布鲁塞尔公约的正面规定，才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执行。比如，布鲁塞尔公约第27条第2款规定，缺席判决如果没有经过对被告的适当通知，则不予执行。德国法院就曾以荷兰法院对被告未尽合理通知义务就作出的判决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执行该判决。〔26〕
布鲁塞尔公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规定了在一些情况下不能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执行外国判决，第28条第3款规定，不能仅以外国判决是由不具管辖权的法院做出为由而援用公共秩序例外条款。这主要是出于提高判决执行效率的角度考虑，欧洲法院也在其判决中强调，执行地法院不应审查原判决法院的管辖权。欧洲法院对公共秩序的态度非常谨慎，这种以事实和条文作为依据的做法使得公共秩序原则不会被滥用。〔27〕
在欧盟，除了统一立法之外，欧洲各国都有自己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相关立法，其基调是与布鲁塞尔公约一致的。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判决的执行的问题，惩罚性赔偿在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应用极为广泛，欧洲大陆的国家由于强调民事赔偿的补偿性，对美国法院的这类判决往往持否定的态度，而他们拒绝执行这类判决的理由就是公共秩序原则，但是近年来，包括德国和瑞士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开始执行这类的判决，其前提是要有确凿证据证明一笔惩罚性赔偿金主要用于补偿而不是单纯的惩罚。〔28〕

四、公共秩序在中国的运用及其展望
（一）我国的规定
我国在各种法律条文中都没有使用公共秩序的概念，但在需要的地方都作了相关的规定，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虽然规定也比较笼统，但是也是将公共秩序的运用设立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在实践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我国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起重要作用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也都规定了公共秩序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五）裁决的强制执行有损于被请求一方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二十一条规定：“除下列情形外，裁决应予承认并被宣告可予执行：……（六）裁决中包括有损于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内容。……”。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没有在立法上使用“公共秩序”这一概念，仅用“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代替公共秩序的概念，不是很明确，也不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公共秩序的内涵已经被广为接受，既然在司法协助条约中可以使用这个概念，在国内法条文中也应该统一使用这一名称；第二，没有采用结果说，直接规定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违反了公共秩序就不予执行，而不是从执行的结果考虑；第三，没有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公共秩序的运用作出指导性的解释，虽然公共秩序条款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其具有不确定性，是个自由裁量的弹性条款，在因事、因地、因时的不同而灵活适用而起到保护国家利益的作用，不可能要求立法者穷尽适用公共秩序的情况，但我国作为成文法的国家，判例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就造成了公共秩序条款比较空洞，很容易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有的法院任意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宽泛解释，扩大该制度的适用，以是否损害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作为评判外国判决的执行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尺度，这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声誉，阻碍正常的对外经济交往。

（二）对公共秩序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运用的展望
在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理由中，公共秩序是最不确定、最广泛的因素。而鉴于公共秩序“安全阀”的作用，虽然人们都很担心该例外会被滥用，但其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各种双边、多边条约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国际社会都倾向于限制该原则的适用，而且都把公共秩序当作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最后防线”〔29〕，只有在其他措施不能保护一国利益之时，才运用公关秩序例外。确实，公共秩序与其它拒绝外国判决的理由相比，不是用来保护某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完全是从国家利益的整体考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限制公共秩序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的运用是很合理的。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多，涉外民事判决的日益普遍，公共秩序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的作用是不会减弱的，只有依靠各国加强合作，对其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才能促进国际民事交往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