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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
　（第140号）


　　《安徽省种畜禽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12月26日省人民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省长　许仲林
　　　　　　　　　　　　　　　　　　　　　　　　
二00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安徽省种畜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培育和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提高种畜禽质量，促进畜牧业发展，依据国务院《种畜禽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培育和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农户自繁自用种畜禽的，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种畜禽，是指种用的家畜家禽，包括家养的猪、牛、羊、马、驴、驼、兔、犬、鸡、鸭、鹅、鸽、鹌鹑等和其他人工繁殖的经济动物及其卵、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扶持培育、引进、繁殖、推广、使用畜禽良种，完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扩大畜禽良种覆盖面，推进畜禽品种改良，提高畜禽品种质量。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种畜禽管理工作。

第二章　畜禽品种资源保护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对本省畜禽品种资源实行保护，保护品种目录和保护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公布，并报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建立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区、保种群（场）、基因库和测定站，对本省重要的畜禽品种资源实行特别保护。


　　第八条　畜禽品种资源保种群（场）内不得擅自进行任何形式的畜禽品种杂交；确因育种需要进行畜禽品种杂交的，应当报经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畜禽品种资源进行普查、鉴定和监测，提出保护措施，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确定具备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保护畜禽品种资源的任务，并支付相应的补偿费用。承担畜禽品种资源保护任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实施保护。


　　第十条　从国外引进或者向国外输出种畜禽的，应当向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11日内审核完毕，符合条件的，报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三章　畜禽品种培育和审定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畜禽品种资源分布，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需要，制定本省畜禽良种繁育体系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市、县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省畜禽良种繁育体系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畜禽品种改良计划，建立健全畜禽良种繁育体系。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省畜禽良种繁育体系规划，组织有关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开展畜禽新品种的培育。
　　鼓励集体和个人培育畜禽新品种。


　　第十三条　本省畜禽品种的认可与新品种的鉴定命名，应当经省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评审后，由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公布，并报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对畜禽品种的审定，按照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经批准公布的畜禽品种，方可经营、推广、报奖和广告。
　　经批准公布的畜禽品种，培育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享有优先经营和推广的权利。


　　第十五条　畜禽品种在生产、推广过程中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的，省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应当提出停止生产、推广的建议，并按照批准权限报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公告。


　　第十六条　畜禽良种登记和生产性能测定，由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鼓励使用、允许使用和限制使用的畜禽品种目录。

第四章　种畜禽生产经营





　　第十八条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申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凭许可证向所在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第十九条　原种（纯系）场、曾祖代场、种公牛站、国家重点种畜禽场和生产经营胚胎或者其他遗传材料的单位和个人申领许可证，应当具备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
　　本条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畜禽场申领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省良种繁育体系规划的布局要求；
　　（二）生产经营的种畜禽符合质量标准；
　　（三）有相应的育种场所和设备；
　　（四）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并熟悉种畜禽生产业务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五）符合动物防疫要求，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
　　从事种畜禽销售、种蛋孵化以及种公畜配种的单位和个人申领许可证，应当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熟悉种畜禽生产业务的专业人员，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经营的种畜禽由种畜禽场生产，使用的种公畜由父母代以上种畜场生产。


　　第二十条　许可证按照下列规定核发：
　　（一）原种（纯系）场、曾祖代场、种公牛站、国家重点种畜禽场和生产经营胚胎或者其他遗传材料的，由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二）祖代场、省级重点种畜禽场，由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三）畜禽父母代场，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四）从事种畜禽销售、种蛋孵化以及种公畜配种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许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一条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的畜禽品种、品系、代别和利用年限进行生产经营；
　　（二）用于生产冷冻精液、胚胎和其他遗传材料的种畜禽，应当经过良种登记，其质量达到一级以上等级标准；
　　（三）遵守种畜禽繁育、生产的技术规程，建立生产和育种档案；
　　（四）销售的种畜禽，应当达到种畜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并附有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畜禽合格证、种畜系谱以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证明；
　　（五）依法建立健全动物防疫制度。


　　第二十二条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发布有关种畜禽的广告，应当提交许可证；没有许可证的，不得发布有关种畜禽的广告。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凭许可证代理、制作和发布有关种畜禽的广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未经批准，擅自在畜禽品种资源保种群（场）内进行畜禽品种杂交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下的罚款，罚款不得超过3万元。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国务院《种畜禽管理条例》规定给予处罚的，按照其规定处罚。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种畜禽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农民工犯罪的成因与预防

杨向晖


摘 要：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社会体制、经济发展、劳动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农民工犯罪数量日益增多，农民工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阐述了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农民工犯罪的成因，并就农民工犯罪的预防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犯罪特点；成因；预防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家门，涌向城市，寻找新的就业门路，于是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业转移1.3亿劳动力，且每年约增100万—500万人，预计今后20年超过3亿。这数字令人忧心忡忡。在农民工进城为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建设服务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于社会体制原因农民工的处境相当的困难，农民工社会犯罪呈上升趋势，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1]我国的农民工犯罪问题不是单纯的人口流动或移民带来的，而是与现代化、城市化、贫富分化等问题交结在一起，农民工问题是关系到社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如何认识农民工犯罪问题以及如何预防、控制其犯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一、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特点

　　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城乡分割的政策制度原因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而在城市从事着非农业劳动。虽然生活、工作在城市，却从未在制度上被城市所接纳，与城市居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与权利。[2]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他们往往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或具有危险性的工作，有时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被主流社会所忽视。这些原因导致农民工的犯罪案件逐渐增加。
　　农民工已成为公认的犯罪高发群体，犯罪数量日趋增多，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犯罪者的低龄化和低受教育程度

　　从犯罪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上看，农民工犯罪呈低龄化和低受教育程度趋势。在犯罪的农民工中，19～25岁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年龄，占流动人口总数的46%，其次是年龄在26～35岁的流动人口，占到总数的36.3%，18岁以下的流动人口犯罪，占到总数的9.1%，而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3]近年来，农民工犯罪的年龄呈低龄化发展趋向，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加入打工者队伍。文化程度是一个人社会化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文化程度对社会个体是否犯罪的意义不具有绝对性，但是，文化程度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个体对社会事物的接受和判别能力，进而制约对正常社会心理的适应和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深度。根据对广州市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的情况调查，农民工犯罪人的文化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比例占到农民工犯罪者的75.6%；其次是在高中阶段，占12%，文盲半文盲或技校、中专以上学历的农民工犯罪者所占比例较少。[4]

（二）侵财型犯罪居多，犯罪标的额较小

　　从犯罪类型上看，高度集中在以获得金钱和财物为目的的侵财型犯罪上。这是农民工和非农民工犯罪的显著区别。农民工犯罪通常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往往表现在盗窃罪、抢劫罪、抢夺罪等罪种中。据调查，在农民工犯罪人员中有78.4%实施的是侵财型犯罪，其中盗窃占62.6%，抢劫占13.3%，诈骗占2.5%。[5]这一犯罪特点与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有很大关系。 据广州市某监狱对其所关押的外来农民工的调查，有89.3%的犯罪是由于犯罪人已失去了最起码的是生活来源而被迫导致犯罪。如有的长期找不到工作，老板拒付或拖欠工资；有的工作繁重而工资又太低；有的患病或因工伤残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补助等。
　　案件的标的数额较少，多以满足自身或家人生活需要为主。大量案件都是偷盗一些生活用品，如衣服、食品、自行车之类，是职业犯罪分子通常所不为的。2000年2月1日《羊城晚报》报道：一个湖南籍打工者为了买点东西回家去给家人过年，竟为了1000元钱，杀死和他共住一处的两个同乡；2000年1月5日《北京晚报》报道：两个曾以捡破烂为业的河北农民，为了弄点钱吃饭，竟在短短的三天里连杀5人，共抢得500元钱，他们杀的第一个人也是捡破烂者。

（三）犯罪具有明显的“自救”性
　　从犯罪形式上看，农民工犯罪具有明显的“自救”性特征。农民工的“自我救济”式犯罪大多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纠集一帮同乡兄弟去老板那里讨工钱，遭拒绝时可能发生砸东西和打架斗殴的行为，严重者将构成侵害公私财产罪、或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二是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将工作单位的产品、原料、部件或生产工具偷出变卖“自我兑现工资”，构成盗窃罪。这就是一些农民工常常只偷本单位的东西而不偷其他单位和他人的东西的原因。三是以暴力对拖欠工资的老板及其家属进行直接的报复，严重者常常酿成故意杀人、故意重伤以及抢劫、绑架等恶性案件。

二、农民工犯罪的成因

　　农民工犯罪日益增多，犯罪率分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农民工犯罪的原因十分复杂，是一个多层次、多成分的综合体系。其中，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它的发生是犯罪人在特定的情境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利益的高期望追求是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

　　对经济利益的高期望追求是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他们往往背井离乡，抱着发财梦想的高期望值来到城市寻找就业出路，然而当现实与梦想有很大出入时，他们有的就易走上歧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受到家乡亲人过高致富期望舆论的压力，都认为到城市能挣大钱，因此而形成了过高的经济目标，希望在城市发财致富而荣归故里。然而事实并非所愿，他们忽视其自身文化素质以及城市政策制度，一味地追求高收入，欠缺实现经济目标的合法手段，选择借助非法手段谋取个人经济利益，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进城后，在城市丰裕的物质和城市生活方式刺激下，无形地提高了自己对物质的期望目标。“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不少文章对中国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经典”描写。如今常常被一些“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农民工进城打工多是在建筑、运输、服务等行业从事城市职工不愿意干的重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收入少，社会地位低，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与办实业状态，有的甚至连基本生活需求也无法保证。在生存遇到危机的情况下，很容易铤而走险。[6]任某是河北易县农民，曾在北京一家洗浴中心打工，后被解雇没地方住，没工作，没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想回老家，准备抢点钱回家用，结果抢钱时被抓住。这类案件还比较多，他们看上去老实巴交，多数是第一次犯案，“穷”，“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找不倒工作”，这是犯罪嫌疑人讲的理由。

（二）心理失衡是农民工犯罪的直接原因

1、相对剥夺感——农民工犯罪的直接诱因

　　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在比较中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失衡状态，当他们实际得到的和期待得到的之间、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学家认为，相对剥夺感是导致社会犯罪现象大量发生的重要因素。城市对农民工似乎有着“天生”的排斥心理和歧视性做法。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力，需要农民工；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体系又拒收农民工，农民工不能和城市职工一样同工同酬，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和补贴，社会保障只是城市人的特权。农民工大多没有固定的住所，职业稳定性差，生活窘迫，有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些使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来自城市的被剥夺感。农民工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城乡差别和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由此导致农民工普遍对城市存在仇视和反抗心理。[7]

2、心理歧视感——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因素

　　心理歧视感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对城市文明和城市人的歧视所产生的自卑感，这使之进而寻求一种补偿，不同的是这种补偿在涉及犯罪方面往往是通过报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农民工在城市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户籍、教育、人事、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工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前者多为保护，对后者多为限制，甚至有的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工排斥在外。还有歧视性用工制度。另外，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也受到歧视：一是在公共场所遭受歧视。商店、执法人员对他们歧视对待，很多城市市民讨厌、看不起农民工。另一类是个体歧视，受雇主歧视，不能得到善待。这些都增加了他们对城市小市民的不满情绪。另外，农民工长年在外打工，只有春节或农忙时用极少时间回家与亲人团聚，有些甚至数年不归，他们远离父母、妻子，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遭受城里人的歧视，人格尊严受到创伤；孤身在外，配偶不在身边，长期得不到性的解放与愉悦；普遍缺乏正常的文话娱乐活动，精神紧张得不到解放等等使得他们精神上躁动难安、寂寞难耐，没有合适的解放途径，他们不得不找出一些消极的方式排遣心中的烦闷，赌博、看黄色录像、砸毁物品等，有些人不知不觉走上犯罪道路。

（三）“边缘文化”冲突是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

　　由于家庭条件贫穷，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不高，获得就业及技能训练的机会不多，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加上身处在城市和农村文化的交叉地带，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规范之间的差距极易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导致农民工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的尺度，并在人们心中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8]这种弱化与某些犯罪诱因结合，加之农民工由农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匿名社会”，脱离了农村原有文化道德和风俗习惯的约束控制，大大弱化了他们的自我遏制系统，必然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