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阳市依法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移交和处置规定（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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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阳市依法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移交和处置规定（试行）》的通知
安政〔2007〕59号
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阳市依法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移交和处置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
《安阳市依法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移交和处置规定（试行）》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八月六日
安阳市依法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
及其他设施移交和处置规定（试行）
第一条为规范我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依法没收的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移交处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河南省赃物罚没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依法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是指市国土资源局在行政执法中依法没收违法用地当事人在违法使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
第三条对市国土资源局依法没收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由市财政局负责接收、管理和处置。
第四条市政府建立由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房管局和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移交或处置没收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第五条市国土资源局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违法用地当事人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做出没收的行政处罚，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结束后15日内向市财政局进行移交。
第六条市国土资源局对没收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在向市财政局移交时，应将移交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移交清单、《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本单位移交报告及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文书一并移交。
第七条市国土资源局的移交清单中应注明没收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原属单位或个人、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具体位置、数量、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建筑物结构和移交时间等。移交清单一式两份，由移交单位和接收单位双方分别签字盖章。
第八条市财政局对依法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移交接受收后，应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并按规定依法管理和处置。
第九条违法用地当事人拒不履行《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致使没收无法实现的，由市国土资源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条市财政局对所接收的没收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应进行价格鉴证，以价格鉴证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登记造册和处置的依据。
第十一条在依法处置没收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前，由市规划局对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进行认定。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应依法拆除。符合城市规划的，由市财政局依法处置，处置后取得人应补办规划审批手续，市规划局依法予以办理。若土地使用权随同建筑物转移的，应完善土地手续，市国土资源局依法予以办理。
第十二条凡阻碍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及价格鉴证机构进入现场执行公务、查验被没收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视情节轻重，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故意破坏被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包括配套和安全设施的，应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市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对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移交要相互配合。对因人为因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相关责任人，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参照此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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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
何雄伟
近年来，“六合彩”成为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部门更是将非法“六合彩”活动视为当前中国影响最大、危害最严重的赌博活动之一。 2005年1月到5月，公安司法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将“六合彩”赌博活动组织者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一大批“六合彩”案件浮出了水面，如专项行动中第二批重点挂牌督办的25 起案件中就有7起属于“六合彩”案件。 因此，准确界定“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六合彩”的概念及“六合彩”案件的种类
“六合彩”是由香港赛马会经营的一种以奖券的形式仅限在香港公开、合法发行的公众博彩活动，它是香港奖券管理局委托香港赛马会经办的一种奖券游戏, 其筹集的资金归香港政府支配，俗称“六合彩”。
“六合彩”案件一般被称为“六合彩”赌博案件，而在本文中，“六合彩”案件不仅仅限于赌博案件，凡是案情涉及到香港“六合彩”彩票或者利用香港“六合彩”彩票号码进行非法活动的案件，均统称为“六合彩”案件。司法实践中，在国内发生的“六合彩”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在国内代销香港发行的“六合彩”的行为。其特点是香港赛马会的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相关机构、个人，在国内销售香港赛马会的“六合彩”彩票，接受国内人员的投注，投注的资金流入香港“六合彩”机构，最后由香港赛马会进行开奖后的奖金兑付。有媒体曾报道过此类“六合彩”的情况 ，“一位曾与海南某地下博彩‘公司’有过接触的知情人说，大陆其实已经有不少港台博彩公司设立的‘代理点’，有的地下‘代理点’一天可以赚100来万元人民币，赢利丰厚”。 此类“六合彩”活动，实际上是香港合法的彩票在境内进行销售，而资金流入香港合法的彩票机构。
第二，利用香港的“六合彩”中奖号码接受投注的行为。其形式是部分不法分子（俗称“庄家”）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自行设定赔率，在国内接受投注，投注的资金并未流入香港“六合彩”机构，待中奖号码公布后，由庄家兑付奖金。此类行为，实践中又出现两种形式的案件，一种是可称之为“六合彩私彩”的案件：表现形式是利用香港“六合彩”公司开出的号码自行设定赔率，自行设计或模仿香港“六合彩”彩票票样印制出相应的书面凭证，其凭证具有“彩票”之形式（即俗称之“私彩”），而在市场上公开或者半公开发行、销售。如媒体所报道的“私彩”活动情况：海南公然销售私人彩票，当地政府收取管理费； 海口、琼山私彩经营者利用彩票的中奖号码，模仿海南彩票的开奖方式印制其私人彩票，进而形成私彩批发黑市。 除上述利用香港的“六合彩”号码进行投注的“私彩”案件外，另外一种“六合彩”案件是从上述私彩活动演变而来的。其特点是活动的组织者通过电话、手机短信接单，或者通过互联网接受投注，不采用香港“六合彩”彩票那种有固定格式的书面凭证形式，而是使用只有作案人员自己明白的特殊符号，行为人仅仅利用“六合彩”有关号码私自设定赔率，坐庄接受投注，以庄家身份与他人进行对赌。为下文表述方便，我们姑且将此类案件称为变种的“六合彩”案件。
第三，提供香港“六合彩”中奖号码的虚假特码信息，使他人交出钱财的行为。所谓“特码信息”，并非真正的香港“六合彩”公司开出的号码，而是行为人在香港“六合彩”开奖前，随意编出一些号码，对彩民谎称为该期“六合彩”“必中”的号码。正如 一位“六合彩”网站经营者透露：“每当有会员索要特码，经营者就编几个号码给对方，每次给出的号码都记录到笔记本上，避免重复。由于给出的号码多，总有蒙对的时候，这个时候经营者就让对方升级到更高级的会员”。 实践中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互联网上开设网站发展注册会员或者通过手机发送短信等方式向他人有偿提供香港“六合彩”彩票开奖的“特码信息”。如专项行动中重点挂牌督办的福建省莆田市蔡福添、陈国龙开设“六合彩”网站提供赌博信息案就属于此类型的案件。该案中，犯罪嫌疑人蔡福添伙同其子蔡宁在福建省莆田市开设“六合彩”网站，发布特码信息，并对开设的网站进行维护、管理。同时，蔡宁出租网络空间给另一犯罪嫌疑人陈国龙开办“六合彩”网站，并提供技术保障、进行维护、管理，发送特码。陈国龙开设的“陈龙”论坛网站，已发展会员5000多人，非法获利56万余元。另一种形式是通过印制、销售有关“六合彩”的特码图表、特码文字之类印刷品牟利。如广州白云区警方就曾查获此类非法印刷品，要动用10余辆卡车收缴这些非法印刷品。
二、各地对“六合彩”案件的不同处理
司法实践中对“六合彩”案件究竟如何定性，存在较大争议。有的地方定赌博罪，有的地方定诈骗罪，有的地方则定非法经营罪，还有的地方认为只是治安案件，不能以犯罪处理。为统一认识，全国不少省、市曾先后制定了有关处理“六合彩”案件的规定，如广东省公检法部门在2002年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六合彩”赌博案件的若干意见》，浙江省公检法部门在2004年6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六合彩”赌博案件的若干意见》，江苏省公检法三家和省监察厅于2005年2月4日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上述地方性的规定大多明确，从事“六合彩”活动在法律性质上就是赌博。不少地方的法院也曾以赌博罪对从事“六合彩”活动的不法分子进行过判决。如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在今年1月就对一起“六合彩”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赌博罪分别判处10名被告人2至3年有期徒刑。该起“六合彩”案的犯罪事实是：欧阳景、苏宗平等人集资总股金200万元坐庄，从2004年1月至6月，共组织了“六合彩”赌博50次，从中获利100余万元，其中仅欧阳景等人落网当晚涉赌金额就高达60余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筹集股金，在较长时间内招引他人参与“六合彩”赌博，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
可见，根据各省司法部门的规定，各地对“六合彩”案件，情节严重者，一般按赌博论罪处理。但因各省的公安司法部门没有司法解释权，所作的规定毕竟是内部规定，不能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因此，实践中，对如何处理“六合彩”案件存在不少争议。难怪乎在浙江泰顺县人民法院对上述“六合彩”案件以赌博罪作出判决后，当时有专家认为，“是个司法突破”。
三、两高司法解释对处理“六合彩”案件的规定
为依法惩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今年五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初步看来，上述规定似乎为司法机关处理“六合彩”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以非法经营罪对“六合彩”案件定性处理。有人认为，非法发行、销售“六合彩”等彩票，利用的是人们博彩暴富的赌博心理，与一般的赌博行为有共同特点，但其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彩票的发行管理秩序，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赌博犯罪行为的危害更大。对非法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其实，《解释》第六条并没有明确“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而司法实践中对利用香港“六合彩”中奖号码从事的非法行为是否一律按照《解释》的规定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仍然存在不少疑问。在解决疑问之前，有必要对《解释》第六条涉及的概念作一定的分析。
（一）关于《解释》中的“未经国家批准”
《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根据此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这实际上是对非法经营罪罪状构成要件中“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化。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一般来说，判断行为人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首先就要看行为人是否违反了有关的国家规定，这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 因此，对一起“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就必须掌握国家有关“彩票”的发行、销售规定。
近年来，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相继下发了不少有关“彩票”以及有关打击“六合彩”活动的文件。国务院在2001年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35号文）。该《通知》明确，“彩票发行的审批权集中在国务院，任何地方和部门均无权批准发行彩票。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发行的彩票有两种，即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要坚决取缔各种以有奖销售或抽奖方式变相发行彩票的活动，加大对民间私自发行彩票、代销境外“六合彩”等非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财政部要会同工商、公安等部门进行查处，涉及政府部门和行政机关的，要对主要责任人给予党纪和政纪处分，触犯刑法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国家有关职能部门也对“六合彩”作了一些规定，如财政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于2002年11月26日就下发了《关于坚决打击赌博活动大力整顿彩票市场秩序的通知》（财综[2002]82号文）：“凡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发行彩票或以有奖销售为名发行彩票，或以一定价款给付为前提，公开组织对某种竞赛进行竞猜，参与者可根据其给付价款和兑猜结果获得中奖权利的行为，均属非法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赌博行为，有关部门应依法予以查处。……策划发行“六合彩”、赌球等赌博活动的庄家、赌头及骨干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彩票的“国家规定”，可以从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媒体称为“彩世塔假彩票案” 的判词中得到较好的理解：“尽管目前我国没有关于彩票的立法，但国务院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强调，对违反规定经销彩票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直至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同时，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都对彩票销售的管理制定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连同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彩票行业的管理规定”。
可见，《解释》中的“未经国家批准”的内容是国家彩票行业的管理规定，而管理规定的具体内容则是关于“彩票”的发行、销售。
（二）关于《解释》中“彩票”的概念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彩票最早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彩票在欧洲流行是在十五世纪。到了十八世纪初，欧洲各国政府认识到发行彩票对国家税收的好处，便逐步使彩票合法化，并利用彩票收入资助桥梁、道路建设和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在我国字典记载中，“彩”有多种意思，其一就是指赌博或某种游戏中给得胜者的东西，而“票”的意思则是指印的或写作为凭证的纸片。 “彩票”就是指奖券的通称。
我国政府文件中，也有“彩票”的定义，如上文提及的《关于坚决打击赌博活动、大力整顿彩票市场秩序的通知》（财综[2002]82号文）就指出，“彩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按特定的游戏规则获得中奖权利的凭证。彩票发行批准权属国务院，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地方、部门、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发行和变相发行彩票。”而我国民政部在《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中则将彩票认定一种有价证券：“福利彩票就是指以筹集社会福利资金为目的而发行的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供人们自愿购买并按特定规则确定购买人获取或不获取奖金的有价证券”。
简言之，彩票是一种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的凭证，人们购买这种凭证后，可以根据有关特定的规则确定自己是否中奖。
在我国，购买彩票后中奖的奖金往往是通过彩票投注资金的返还率来确定，中奖的资金一般低于彩票投注总额（即“奖池金额”）。一般而言，发行、销售彩票作为社会的一种集资手段，基本是没有风险的。赌博则不同，赌博双方均存在输赢情况，输赢结果往往取决于机会或者技巧，一般不存在所谓的对参赌者返还多少投注款的情况，也不存在公益金支付的情况。有学者就将分配比例作为非法“六合彩”与国内彩票的区别点。如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国内首位博彩管理专业博士王薛红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中接受主持人提问“六合彩和这些彩票相比有什么不同？”时，就回答说“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在运作中牵扯到了分配比例的问题。我们有50%的彩金是用做返奖的，35%是划拨到公益金里面支持体育运动、支持残疾人的活动等等。公益事业的彩金必须上缴。但是在非法的彩票里，比如说地下六合彩就没有35%的比例用来上缴给国家做公益事业，所以庄家完全可以牟取暴利。六合彩的赔率很高，庄家可以通过作弊的手段把中奖号码改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地下六合彩赌博没有控制、没有信誉、没有监督，是一种暗箱操作的方式。”
（三）关于《解释》中非法经营罪的刑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解释》认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根据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也就是说《解释》把“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放入刑法条文中的“兜底条款”中。其实，根据彩票专营性的特点，彩票应当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所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解释》把“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规定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实质上抹杀了彩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本质特性。当然，由于我国《彩票法》的缺位，现有法律法规无法对彩票的性质作出准确定位，所以将其列入“兜底条款”也是《解释》制订者在对彩票行为进行规范时的无奈之举。
四、对常见“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分析
对“六合彩”案件必须区别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分析，而不能笼统地将所有“六合彩”案件一律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理。通过上文对《解释》第六条的一些概念认识，可以初步判断一起“六合彩”案件是否符合《解释》第六条而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标准：一是看行为人有否违反国家规定；二要看行为人有否采用销售、发行形式；三是看行为人有否采用“彩票”这种特定的书面凭证形式。
（一）在国内大量代销香港“六合彩”彩票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
香港赛马会发行的“六合彩”彩票在香港是一种合法的彩票。根据我们有关彩票的国家规定，彩票发行的审批权集中在国务院，而经批准发行的彩票只有两种，即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国内彩票的发行、销售具有国家专营性、垄断性的特点，彩票是国家专卖品，由国家指定的机构统一经营。” 国内彩票这一特点，决定了香港的“六合彩”彩票不能在国内发行、销售。需要注意的是，香港赛马会一再明确表示，内地地下六合彩与香港六合彩是两码事，香港六合彩只在香港合法发行，在外地从未设立过代办机构。所以说，尽管在代销香港“六合彩”彩票的案件中，其资金最终流入香港赛马会的“六合彩”机构，但其代销行为均违反了国内彩票和香港“六合彩”的有关管理规定，其性质上就是私下销售彩票的行为。这种私下销售彩票的行为，正属于《解释》第六条“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情节严重者，应当按《解释》第六条规定，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二）利用香港的“六合彩”进行非法活动的法律性质认定。
1、对称之为“六合彩私彩”案件的法律性质认定：行为人自行设定赔率，擅自印制彩票并进行发行、销售，实质上就是违犯国家彩票发行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情节严重者，必然会严重影响国家正规的彩票市场管理秩序。发行、销售“六合彩私彩”，同样是对抗国内彩票的国家垄断、专营权。此类案件与上文所述代销香港“六合彩”彩票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并无大异，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正符合《解释》中规定的“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行为，故可以依照《解释》第六条定性为非法经营行为。
2、对称之为变种的“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认定：国务院国发[2001]35号文等有关国家规定，明确规定对非法彩票的行为予以打击。而变种的“六合彩”案件，因行为人没有采用“彩票”之名，也没有销售、发行之行为，故形式上没有违反国家有关彩票的发行、销售管理规定，因此就不能引用《解释》对其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我们可以把上文所分析的“六合彩私彩”案件与变种的“六合彩”案件作一比较，以便明确变种的“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前者（“六合彩私彩”案件）是通过印制彩票并进行发行、销售，后者（变种的“六合彩”案件）则是通过互联网等方式接受“六合彩”投注；对于下注者来说，前后两者的下注者均存在博彩暴富的赌博心理，表面上都有着赌博行为的共同特点，但前者因存在“彩票”形式和销售、发行行为而主要侵害到国家对彩票市场的管理，危害更为严重，故对发行、销售非法彩票者，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而后者由于行为人没有采用“彩票”形式，也没有进行销售、发行的行为，不具备国家有关彩票规定的特定形式去干扰正常的彩票市场，不会直接侵犯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仅仅是庄家与投注者（俗称“赌徒”）利用“六合彩”开奖号码进行的对赌行为，因而就不能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在变种的“六合彩”案件中，如果行为人（庄家）通过设立赌博网站的形式接受投注，则符合了《解释》第二条“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即构成赌博罪。另外，对于实践中行为人只是利用其获取的“六合彩”赌博网站的账号和密码，组织、招引他人在该账号内投注“六合彩”的情形，由于行为人既没有建立赌博网站，也没有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则不能认定其开设赌场，如果符合《解释》中规定的聚众赌博的标准，则应认定为聚众赌博，否则不构成赌博罪。
（三）提供“六合彩”信息案件的法律性质认定。
1、通过印制有关“六合彩”彩票信息的非法印刷品来销售获利，情节严重的，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其法律依据不是上文所述打击赌博违法犯罪的《解释》，而是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12月17日公布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一条：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如果行为人通过开设网站发展网上会员或者通过手机短信提供特码信息获利的，可以认定为诈骗行为。香港“六合彩”公司每期的中奖号码是经过一定的摇珠等程序合法开出的，任何人都无法预先知悉每期摇出的中奖号码。行为人为牟取利益，利用“彩民”中奖心切、急于发财的心理，隐瞒自己事先并不知悉开奖号码的事实真相，虚构一些所谓的“六合彩特码”，向他人提供虚假信息，使他人信以为真，自愿地交出钱财，正符合诈骗的行为特征。
本文只是对司法实践中常见“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作粗浅论述，而从事“六合彩”非法活动的手法层出不穷，“六合彩”案件也绝非本文所述的几种类型。 比如在变种的“六合彩”案件当中，行为人为组织、操纵“六合彩”赌博活动，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印刷、销售“六合彩”宣传资料，这种行为就触犯了两种罪名---非法经营罪与赌博罪。这种案件，究竟如何定性，择一重罪认定还是数罪并罚？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见2005年1月17日《中新网》：公安部透露，六合彩、私彩赌博，边境赌场赌博以及网络赌博已成为当前中国影响最大、危害最严重的赌博活动。
——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协调小组办公室在今年4月２０日公布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挂牌的第二批重点督办案件，其中下列7件案件属于“六合彩”案件：广西柳州市王辉“六合彩”赌博案；福建省南平市欧阳思吉等人“六合彩”赌博案；江西省修水县“六合彩”系列赌博案；广西桂林市“１•２７”非法印刷“六合彩”资料案；辽宁省沈阳市“３•１８”“六合彩”赌博案；福建省莆田市蔡福添、陈国龙开设“六合彩”网站提供赌博信息案；福建省厦门市陈毅伟开设网站提供“六合彩”赌博信息案。
——见《人民网》2004年09月09日转载《新京报》的报道。
——见2003年6月24日《特区法制报》，摘自“新华网.海南频道”。
——见《法制日报》 2001年1月17日报道。
——见 2003年11月20日《新京报》----文章《揭秘“六合彩”短信诈骗背后的产业链》
水利部
关于印发《省际水事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的通知
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
现将《省际水事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2004年9月15日
省际水事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预防省际水事纠纷的发生，妥善处理省际水事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省际水事纠纷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过程中因权益纠纷而引起的行政争端。
第三条 处理省际水事纠纷，应当贯彻预防为主、预防与处理相结合的方针，按照有利于边界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由纠纷各方本着互谅互让、团结治水的精神，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公平合理地协商解决。经纠纷各方协商未达成协议的，由水利部或水利部所属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处理。必要时，报国务院裁决。
处理省际水事纠纷，可运用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措施。
第四条 处理省际水事纠纷的依据是：
（一）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二）国务院、水利部有关处理省际水事纠纷的文件；
（三）流域规划和水功能区划；
（四）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方案以及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
（五）防御洪水方案和洪水调度方案；
（六）省际边界河流的水利规划和省际边界地区的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
（七）有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人民政府或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达成的省际水事协议。
前款第（四）项所称省际边界河流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界河、界湖（水库）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河流、河段、湖泊（水库）；所称水利规划包括省际边界河流的水资源规划、防洪规划、规划治导线以及有关的专业或专项规划。
第五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省际水事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做到机构、人员和经费落实。
第二章 省际水事纠纷处理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水利部负责组织、监督、指导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工作，并负责处理国务院交办的省际水事纠纷。
流域管理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工作。
第七条 在省际水事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中，流域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会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拟定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方案以及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并在批准后负责组织或监督执行；
（二）监督检查省际边界地区的水事活动；
（三）组织建立省际水事协商制度；
（四）负责重大省际水事纠纷的上报；
（五）处理水利部交办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请处理的省际水事纠纷；
（六）监督检查国务院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裁决、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的执行情况，督促落实纠纷各方达成的省际水事协议。
第八条 在省际水事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边界地区的水事活动，维护边界地区的水事秩序，预防省际水事纠纷的发生；
（二）配合流域管理机构编制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方案以及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并在批准后负责组织执行；
（三）配合流域管理机构建立省际水事协商制度；
（四）负责重大省际水事纠纷的上报；
（五）配合水利部和流域管理机构处理省际水事纠纷；
（六）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与有关各方协商解决省际水事纠纷；
（七）负责执行国务院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裁决、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和纠纷各方达成的省际水事协议。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加强省际边界地区的法制宣传，提高边界地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创造守法、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
第三章 省际水事纠纷的预防
第十条 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拟定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方案以及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调度方案和调度预案按照有关规定经批准后，由流域管理机构或者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执行。
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等应当服从并纳入所在流域的综合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划。
上述工作经费，应当列入流域管理机构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基本建设前期工作项目或部门预算项目。
第十一条 流域管理机构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批准的省际边界河流的水利规划，经过协商确定的省际边界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项目，应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纳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逐步实施。
第十二条 省际边界地区的水事活动，不得损害相邻地区的合法权益。
在已有跨省水量分配方案或者省际分水协议的河流、湖泊（水库）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应当符合水量分配方案或者省际分水协议。未经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批准，或者有关各方达成协议，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引水能力，扩大引水量。
在已划定规划治导线的省际边界河流，整治河道和修建控制引导河水流向、保护堤岸工程等，应当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按照规划治导线实施，不得任意改变河水流向。
省际边界河流内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水资源论证，并按照审查权限的划分，由项目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相邻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时，应当附具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审查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经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中的相应内容和工程建设方案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必须接受流域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如发现未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施工的，流域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建设单位立即停工，听候处理。
建设项目竣工时，必须经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对工程建设是否符合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和工程建设方案进行验收。
第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建立省际水事协商制度。
流域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流域内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召开省际水事协商会议，及时互通情况，确定需要重点解决的省际水事矛盾以及解决的途径和方案，协调有关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和水量分配方案等的编制与实施，制订落实国务院有关省际水事纠纷裁决、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以及有关各方达成的省际水事协议的具体实施方案。
流域管理机构和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有关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召开省际水事协商会议，签订省际边界地区水事活动应遵守的水事规约，规范边界地区水事活动，及时化解水事矛盾，预防省际水事纠纷的发生。
第四章 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
第十四条 省际水事纠纷发生后，纠纷各方的县、市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调查协商，将调查协商意见报告县、市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并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第十五条 省际水事纠纷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逐级协商处理：
（一）纠纷各方县、市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同级人民政府，由纠纷各方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签订协议，并分别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协商。
（二）纠纷各方县、市级人民政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签订协议，并分别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请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
（三）纠纷各方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省级人民政府，由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签订协议，并报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省级人民政府协商，或报请流域管理机构调处。
（四）纠纷各方省级人民政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签订协议；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纠纷各方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应当就协商中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签字予以确认，并就协商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及时报请水利部或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处理。其中报请流域管理机构处理的水事纠纷，由流域管理机构组织有关各方协商，协商一致的，签订协议；协商不成的，由流域管理机构提出处理意见。
（五）纠纷各方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流域管理机构提出的处理意见无异议的，应当遵照执行；有异议的，可以报请水利部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由水利部报请国务院裁决。
按照前款规定，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协议的，纠纷各方应遵照执行。
第十六条 国务院交办水利部处理的省际水事纠纷，由水利部组织纠纷各方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水利部提出处理意见，报请国务院裁决。
第十七条 发生下列重大省际水事纠纷时，纠纷各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报告水利部、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和同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并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和处置：
（一）由省际水事纠纷引发的较大规模群体事件；
（二）在省际边界地区发生的以爆炸等方式破坏水利工程设施的事件；
（三）其它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或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影响的省际水事纠纷。
第十八条 省际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纠纷各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达成协议或者水利部、流域管理机构批准，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
第十九条 水利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处理省际水事纠纷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制定应急预案，及时防止事态扩大，并有权采取临时处置措施，有关各方必须服从。
第五章 执行与监督
第二十条 国务院关于省际水事纠纷裁决、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关于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
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市、县对落实上述处理意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要报水利部或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一条 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国务院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裁决和水利部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
第二十二条 发生省际水事纠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拒不执行国务院关于省际水事纠纷的裁决和水利部关于省际水事纠纷处理意见的；
（二）在省际水事纠纷解决之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未经水利部、流域管理机构批准，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的；
（三）组织和支持制造水事纠纷的。
第二十三条 在省际水事纠纷发生及其处理过程中煽动闹事、结伙斗殴、抢夺或者损害公私财物、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何雄伟
近年来，“六合彩”成为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部门更是将非法“六合彩”活动视为当前中国影响最大、危害最严重的赌博活动之一。 2005年1月到5月，公安司法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将“六合彩”赌博活动组织者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一大批“六合彩”案件浮出了水面，如专项行动中第二批重点挂牌督办的25 起案件中就有7起属于“六合彩”案件。 因此，准确界定“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六合彩”的概念及“六合彩”案件的种类
“六合彩”是由香港赛马会经营的一种以奖券的形式仅限在香港公开、合法发行的公众博彩活动，它是香港奖券管理局委托香港赛马会经办的一种奖券游戏, 其筹集的资金归香港政府支配，俗称“六合彩”。
“六合彩”案件一般被称为“六合彩”赌博案件，而在本文中，“六合彩”案件不仅仅限于赌博案件，凡是案情涉及到香港“六合彩”彩票或者利用香港“六合彩”彩票号码进行非法活动的案件，均统称为“六合彩”案件。司法实践中，在国内发生的“六合彩”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在国内代销香港发行的“六合彩”的行为。其特点是香港赛马会的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相关机构、个人，在国内销售香港赛马会的“六合彩”彩票，接受国内人员的投注，投注的资金流入香港“六合彩”机构，最后由香港赛马会进行开奖后的奖金兑付。有媒体曾报道过此类“六合彩”的情况 ，“一位曾与海南某地下博彩‘公司’有过接触的知情人说，大陆其实已经有不少港台博彩公司设立的‘代理点’，有的地下‘代理点’一天可以赚100来万元人民币，赢利丰厚”。 此类“六合彩”活动，实际上是香港合法的彩票在境内进行销售，而资金流入香港合法的彩票机构。
第二，利用香港的“六合彩”中奖号码接受投注的行为。其形式是部分不法分子（俗称“庄家”）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自行设定赔率，在国内接受投注，投注的资金并未流入香港“六合彩”机构，待中奖号码公布后，由庄家兑付奖金。此类行为，实践中又出现两种形式的案件，一种是可称之为“六合彩私彩”的案件：表现形式是利用香港“六合彩”公司开出的号码自行设定赔率，自行设计或模仿香港“六合彩”彩票票样印制出相应的书面凭证，其凭证具有“彩票”之形式（即俗称之“私彩”），而在市场上公开或者半公开发行、销售。如媒体所报道的“私彩”活动情况：海南公然销售私人彩票，当地政府收取管理费； 海口、琼山私彩经营者利用彩票的中奖号码，模仿海南彩票的开奖方式印制其私人彩票，进而形成私彩批发黑市。 除上述利用香港的“六合彩”号码进行投注的“私彩”案件外，另外一种“六合彩”案件是从上述私彩活动演变而来的。其特点是活动的组织者通过电话、手机短信接单，或者通过互联网接受投注，不采用香港“六合彩”彩票那种有固定格式的书面凭证形式，而是使用只有作案人员自己明白的特殊符号，行为人仅仅利用“六合彩”有关号码私自设定赔率，坐庄接受投注，以庄家身份与他人进行对赌。为下文表述方便，我们姑且将此类案件称为变种的“六合彩”案件。
第三，提供香港“六合彩”中奖号码的虚假特码信息，使他人交出钱财的行为。所谓“特码信息”，并非真正的香港“六合彩”公司开出的号码，而是行为人在香港“六合彩”开奖前，随意编出一些号码，对彩民谎称为该期“六合彩”“必中”的号码。正如 一位“六合彩”网站经营者透露：“每当有会员索要特码，经营者就编几个号码给对方，每次给出的号码都记录到笔记本上，避免重复。由于给出的号码多，总有蒙对的时候，这个时候经营者就让对方升级到更高级的会员”。 实践中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互联网上开设网站发展注册会员或者通过手机发送短信等方式向他人有偿提供香港“六合彩”彩票开奖的“特码信息”。如专项行动中重点挂牌督办的福建省莆田市蔡福添、陈国龙开设“六合彩”网站提供赌博信息案就属于此类型的案件。该案中，犯罪嫌疑人蔡福添伙同其子蔡宁在福建省莆田市开设“六合彩”网站，发布特码信息，并对开设的网站进行维护、管理。同时，蔡宁出租网络空间给另一犯罪嫌疑人陈国龙开办“六合彩”网站，并提供技术保障、进行维护、管理，发送特码。陈国龙开设的“陈龙”论坛网站，已发展会员5000多人，非法获利56万余元。另一种形式是通过印制、销售有关“六合彩”的特码图表、特码文字之类印刷品牟利。如广州白云区警方就曾查获此类非法印刷品，要动用10余辆卡车收缴这些非法印刷品。
二、各地对“六合彩”案件的不同处理
司法实践中对“六合彩”案件究竟如何定性，存在较大争议。有的地方定赌博罪，有的地方定诈骗罪，有的地方则定非法经营罪，还有的地方认为只是治安案件，不能以犯罪处理。为统一认识，全国不少省、市曾先后制定了有关处理“六合彩”案件的规定，如广东省公检法部门在2002年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六合彩”赌博案件的若干意见》，浙江省公检法部门在2004年6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六合彩”赌博案件的若干意见》，江苏省公检法三家和省监察厅于2005年2月4日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上述地方性的规定大多明确，从事“六合彩”活动在法律性质上就是赌博。不少地方的法院也曾以赌博罪对从事“六合彩”活动的不法分子进行过判决。如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在今年1月就对一起“六合彩”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赌博罪分别判处10名被告人2至3年有期徒刑。该起“六合彩”案的犯罪事实是：欧阳景、苏宗平等人集资总股金200万元坐庄，从2004年1月至6月，共组织了“六合彩”赌博50次，从中获利100余万元，其中仅欧阳景等人落网当晚涉赌金额就高达60余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筹集股金，在较长时间内招引他人参与“六合彩”赌博，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
可见，根据各省司法部门的规定，各地对“六合彩”案件，情节严重者，一般按赌博论罪处理。但因各省的公安司法部门没有司法解释权，所作的规定毕竟是内部规定，不能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因此，实践中，对如何处理“六合彩”案件存在不少争议。难怪乎在浙江泰顺县人民法院对上述“六合彩”案件以赌博罪作出判决后，当时有专家认为，“是个司法突破”。
三、两高司法解释对处理“六合彩”案件的规定
为依法惩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今年五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初步看来，上述规定似乎为司法机关处理“六合彩”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以非法经营罪对“六合彩”案件定性处理。有人认为，非法发行、销售“六合彩”等彩票，利用的是人们博彩暴富的赌博心理，与一般的赌博行为有共同特点，但其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彩票的发行管理秩序，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赌博犯罪行为的危害更大。对非法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其实，《解释》第六条并没有明确“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而司法实践中对利用香港“六合彩”中奖号码从事的非法行为是否一律按照《解释》的规定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仍然存在不少疑问。在解决疑问之前，有必要对《解释》第六条涉及的概念作一定的分析。
（一）关于《解释》中的“未经国家批准”
《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根据此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这实际上是对非法经营罪罪状构成要件中“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化。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一般来说，判断行为人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首先就要看行为人是否违反了有关的国家规定，这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 因此，对一起“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就必须掌握国家有关“彩票”的发行、销售规定。
近年来，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相继下发了不少有关“彩票”以及有关打击“六合彩”活动的文件。国务院在2001年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35号文）。该《通知》明确，“彩票发行的审批权集中在国务院，任何地方和部门均无权批准发行彩票。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发行的彩票有两种，即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要坚决取缔各种以有奖销售或抽奖方式变相发行彩票的活动，加大对民间私自发行彩票、代销境外“六合彩”等非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财政部要会同工商、公安等部门进行查处，涉及政府部门和行政机关的，要对主要责任人给予党纪和政纪处分，触犯刑法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国家有关职能部门也对“六合彩”作了一些规定，如财政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于2002年11月26日就下发了《关于坚决打击赌博活动大力整顿彩票市场秩序的通知》（财综[2002]82号文）：“凡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发行彩票或以有奖销售为名发行彩票，或以一定价款给付为前提，公开组织对某种竞赛进行竞猜，参与者可根据其给付价款和兑猜结果获得中奖权利的行为，均属非法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赌博行为，有关部门应依法予以查处。……策划发行“六合彩”、赌球等赌博活动的庄家、赌头及骨干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彩票的“国家规定”，可以从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媒体称为“彩世塔假彩票案” 的判词中得到较好的理解：“尽管目前我国没有关于彩票的立法，但国务院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强调，对违反规定经销彩票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直至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同时，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都对彩票销售的管理制定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连同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彩票行业的管理规定”。
可见，《解释》中的“未经国家批准”的内容是国家彩票行业的管理规定，而管理规定的具体内容则是关于“彩票”的发行、销售。
（二）关于《解释》中“彩票”的概念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彩票最早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彩票在欧洲流行是在十五世纪。到了十八世纪初，欧洲各国政府认识到发行彩票对国家税收的好处，便逐步使彩票合法化，并利用彩票收入资助桥梁、道路建设和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在我国字典记载中，“彩”有多种意思，其一就是指赌博或某种游戏中给得胜者的东西，而“票”的意思则是指印的或写作为凭证的纸片。 “彩票”就是指奖券的通称。
我国政府文件中，也有“彩票”的定义，如上文提及的《关于坚决打击赌博活动、大力整顿彩票市场秩序的通知》（财综[2002]82号文）就指出，“彩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按特定的游戏规则获得中奖权利的凭证。彩票发行批准权属国务院，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地方、部门、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发行和变相发行彩票。”而我国民政部在《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中则将彩票认定一种有价证券：“福利彩票就是指以筹集社会福利资金为目的而发行的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供人们自愿购买并按特定规则确定购买人获取或不获取奖金的有价证券”。
简言之，彩票是一种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的凭证，人们购买这种凭证后，可以根据有关特定的规则确定自己是否中奖。
在我国，购买彩票后中奖的奖金往往是通过彩票投注资金的返还率来确定，中奖的资金一般低于彩票投注总额（即“奖池金额”）。一般而言，发行、销售彩票作为社会的一种集资手段，基本是没有风险的。赌博则不同，赌博双方均存在输赢情况，输赢结果往往取决于机会或者技巧，一般不存在所谓的对参赌者返还多少投注款的情况，也不存在公益金支付的情况。有学者就将分配比例作为非法“六合彩”与国内彩票的区别点。如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国内首位博彩管理专业博士王薛红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中接受主持人提问“六合彩和这些彩票相比有什么不同？”时，就回答说“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在运作中牵扯到了分配比例的问题。我们有50%的彩金是用做返奖的，35%是划拨到公益金里面支持体育运动、支持残疾人的活动等等。公益事业的彩金必须上缴。但是在非法的彩票里，比如说地下六合彩就没有35%的比例用来上缴给国家做公益事业，所以庄家完全可以牟取暴利。六合彩的赔率很高，庄家可以通过作弊的手段把中奖号码改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地下六合彩赌博没有控制、没有信誉、没有监督，是一种暗箱操作的方式。”
（三）关于《解释》中非法经营罪的刑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解释》认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根据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也就是说《解释》把“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放入刑法条文中的“兜底条款”中。其实，根据彩票专营性的特点，彩票应当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所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解释》把“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规定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实质上抹杀了彩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本质特性。当然，由于我国《彩票法》的缺位，现有法律法规无法对彩票的性质作出准确定位，所以将其列入“兜底条款”也是《解释》制订者在对彩票行为进行规范时的无奈之举。
四、对常见“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分析
对“六合彩”案件必须区别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分析，而不能笼统地将所有“六合彩”案件一律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理。通过上文对《解释》第六条的一些概念认识，可以初步判断一起“六合彩”案件是否符合《解释》第六条而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标准：一是看行为人有否违反国家规定；二要看行为人有否采用销售、发行形式；三是看行为人有否采用“彩票”这种特定的书面凭证形式。
（一）在国内大量代销香港“六合彩”彩票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
香港赛马会发行的“六合彩”彩票在香港是一种合法的彩票。根据我们有关彩票的国家规定，彩票发行的审批权集中在国务院，而经批准发行的彩票只有两种，即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国内彩票的发行、销售具有国家专营性、垄断性的特点，彩票是国家专卖品，由国家指定的机构统一经营。” 国内彩票这一特点，决定了香港的“六合彩”彩票不能在国内发行、销售。需要注意的是，香港赛马会一再明确表示，内地地下六合彩与香港六合彩是两码事，香港六合彩只在香港合法发行，在外地从未设立过代办机构。所以说，尽管在代销香港“六合彩”彩票的案件中，其资金最终流入香港赛马会的“六合彩”机构，但其代销行为均违反了国内彩票和香港“六合彩”的有关管理规定，其性质上就是私下销售彩票的行为。这种私下销售彩票的行为，正属于《解释》第六条“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情节严重者，应当按《解释》第六条规定，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二）利用香港的“六合彩”进行非法活动的法律性质认定。
1、对称之为“六合彩私彩”案件的法律性质认定：行为人自行设定赔率，擅自印制彩票并进行发行、销售，实质上就是违犯国家彩票发行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情节严重者，必然会严重影响国家正规的彩票市场管理秩序。发行、销售“六合彩私彩”，同样是对抗国内彩票的国家垄断、专营权。此类案件与上文所述代销香港“六合彩”彩票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并无大异，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正符合《解释》中规定的“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行为，故可以依照《解释》第六条定性为非法经营行为。
2、对称之为变种的“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认定：国务院国发[2001]35号文等有关国家规定，明确规定对非法彩票的行为予以打击。而变种的“六合彩”案件，因行为人没有采用“彩票”之名，也没有销售、发行之行为，故形式上没有违反国家有关彩票的发行、销售管理规定，因此就不能引用《解释》对其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我们可以把上文所分析的“六合彩私彩”案件与变种的“六合彩”案件作一比较，以便明确变种的“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前者（“六合彩私彩”案件）是通过印制彩票并进行发行、销售，后者（变种的“六合彩”案件）则是通过互联网等方式接受“六合彩”投注；对于下注者来说，前后两者的下注者均存在博彩暴富的赌博心理，表面上都有着赌博行为的共同特点，但前者因存在“彩票”形式和销售、发行行为而主要侵害到国家对彩票市场的管理，危害更为严重，故对发行、销售非法彩票者，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而后者由于行为人没有采用“彩票”形式，也没有进行销售、发行的行为，不具备国家有关彩票规定的特定形式去干扰正常的彩票市场，不会直接侵犯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仅仅是庄家与投注者（俗称“赌徒”）利用“六合彩”开奖号码进行的对赌行为，因而就不能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在变种的“六合彩”案件中，如果行为人（庄家）通过设立赌博网站的形式接受投注，则符合了《解释》第二条“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即构成赌博罪。另外，对于实践中行为人只是利用其获取的“六合彩”赌博网站的账号和密码，组织、招引他人在该账号内投注“六合彩”的情形，由于行为人既没有建立赌博网站，也没有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则不能认定其开设赌场，如果符合《解释》中规定的聚众赌博的标准，则应认定为聚众赌博，否则不构成赌博罪。
（三）提供“六合彩”信息案件的法律性质认定。
1、通过印制有关“六合彩”彩票信息的非法印刷品来销售获利，情节严重的，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其法律依据不是上文所述打击赌博违法犯罪的《解释》，而是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12月17日公布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一条：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如果行为人通过开设网站发展网上会员或者通过手机短信提供特码信息获利的，可以认定为诈骗行为。香港“六合彩”公司每期的中奖号码是经过一定的摇珠等程序合法开出的，任何人都无法预先知悉每期摇出的中奖号码。行为人为牟取利益，利用“彩民”中奖心切、急于发财的心理，隐瞒自己事先并不知悉开奖号码的事实真相，虚构一些所谓的“六合彩特码”，向他人提供虚假信息，使他人信以为真，自愿地交出钱财，正符合诈骗的行为特征。
本文只是对司法实践中常见“六合彩”案件的法律性质作粗浅论述，而从事“六合彩”非法活动的手法层出不穷，“六合彩”案件也绝非本文所述的几种类型。 比如在变种的“六合彩”案件当中，行为人为组织、操纵“六合彩”赌博活动，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印刷、销售“六合彩”宣传资料，这种行为就触犯了两种罪名---非法经营罪与赌博罪。这种案件，究竟如何定性，择一重罪认定还是数罪并罚？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见2005年1月17日《中新网》：公安部透露，六合彩、私彩赌博，边境赌场赌博以及网络赌博已成为当前中国影响最大、危害最严重的赌博活动。
——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协调小组办公室在今年4月２０日公布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挂牌的第二批重点督办案件，其中下列7件案件属于“六合彩”案件：广西柳州市王辉“六合彩”赌博案；福建省南平市欧阳思吉等人“六合彩”赌博案；江西省修水县“六合彩”系列赌博案；广西桂林市“１•２７”非法印刷“六合彩”资料案；辽宁省沈阳市“３•１８”“六合彩”赌博案；福建省莆田市蔡福添、陈国龙开设“六合彩”网站提供赌博信息案；福建省厦门市陈毅伟开设网站提供“六合彩”赌博信息案。
——见《人民网》2004年09月09日转载《新京报》的报道。
——见2003年6月24日《特区法制报》，摘自“新华网.海南频道”。
——见《法制日报》 2001年1月17日报道。
——见 2003年11月20日《新京报》----文章《揭秘“六合彩”短信诈骗背后的产业链》
关于印发《省际水事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省际水事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的通知
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
现将《省际水事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2004年9月15日
省际水事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预防省际水事纠纷的发生，妥善处理省际水事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省际水事纠纷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过程中因权益纠纷而引起的行政争端。
第三条 处理省际水事纠纷，应当贯彻预防为主、预防与处理相结合的方针，按照有利于边界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由纠纷各方本着互谅互让、团结治水的精神，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公平合理地协商解决。经纠纷各方协商未达成协议的，由水利部或水利部所属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处理。必要时，报国务院裁决。
处理省际水事纠纷，可运用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措施。
第四条 处理省际水事纠纷的依据是：
（一）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二）国务院、水利部有关处理省际水事纠纷的文件；
（三）流域规划和水功能区划；
（四）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方案以及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
（五）防御洪水方案和洪水调度方案；
（六）省际边界河流的水利规划和省际边界地区的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
（七）有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县（市）人民政府或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达成的省际水事协议。
前款第（四）项所称省际边界河流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界河、界湖（水库）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河流、河段、湖泊（水库）；所称水利规划包括省际边界河流的水资源规划、防洪规划、规划治导线以及有关的专业或专项规划。
第五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省际水事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做到机构、人员和经费落实。
第二章 省际水事纠纷处理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水利部负责组织、监督、指导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工作，并负责处理国务院交办的省际水事纠纷。
流域管理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工作。
第七条 在省际水事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中，流域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会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拟定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方案以及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并在批准后负责组织或监督执行；
（二）监督检查省际边界地区的水事活动；
（三）组织建立省际水事协商制度；
（四）负责重大省际水事纠纷的上报；
（五）处理水利部交办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请处理的省际水事纠纷；
（六）监督检查国务院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裁决、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的执行情况，督促落实纠纷各方达成的省际水事协议。
第八条 在省际水事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边界地区的水事活动，维护边界地区的水事秩序，预防省际水事纠纷的发生；
（二）配合流域管理机构编制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方案以及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并在批准后负责组织执行；
（三）配合流域管理机构建立省际水事协商制度；
（四）负责重大省际水事纠纷的上报；
（五）配合水利部和流域管理机构处理省际水事纠纷；
（六）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与有关各方协商解决省际水事纠纷；
（七）负责执行国务院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裁决、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和纠纷各方达成的省际水事协议。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加强省际边界地区的法制宣传，提高边界地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创造守法、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
第三章 省际水事纠纷的预防
第十条 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拟定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方案以及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调度方案和调度预案按照有关规定经批准后，由流域管理机构或者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执行。
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水量分配方案等应当服从并纳入所在流域的综合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划。
上述工作经费，应当列入流域管理机构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基本建设前期工作项目或部门预算项目。
第十一条 流域管理机构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批准的省际边界河流的水利规划，经过协商确定的省际边界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项目，应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纳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逐步实施。
第十二条 省际边界地区的水事活动，不得损害相邻地区的合法权益。
在已有跨省水量分配方案或者省际分水协议的河流、湖泊（水库）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应当符合水量分配方案或者省际分水协议。未经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批准，或者有关各方达成协议，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引水能力，扩大引水量。
在已划定规划治导线的省际边界河流，整治河道和修建控制引导河水流向、保护堤岸工程等，应当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按照规划治导线实施，不得任意改变河水流向。
省际边界河流内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水资源论证，并按照审查权限的划分，由项目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相邻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时，应当附具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审查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经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中的相应内容和工程建设方案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必须接受流域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如发现未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施工的，流域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建设单位立即停工，听候处理。
建设项目竣工时，必须经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对工程建设是否符合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和工程建设方案进行验收。
第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建立省际水事协商制度。
流域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流域内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召开省际水事协商会议，及时互通情况，确定需要重点解决的省际水事矛盾以及解决的途径和方案，协调有关省际边界河流水利规划和水量分配方案等的编制与实施，制订落实国务院有关省际水事纠纷裁决、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以及有关各方达成的省际水事协议的具体实施方案。
流域管理机构和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有关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召开省际水事协商会议，签订省际边界地区水事活动应遵守的水事规约，规范边界地区水事活动，及时化解水事矛盾，预防省际水事纠纷的发生。
第四章 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
第十四条 省际水事纠纷发生后，纠纷各方的县、市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调查协商，将调查协商意见报告县、市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并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第十五条 省际水事纠纷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逐级协商处理：
（一）纠纷各方县、市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同级人民政府，由纠纷各方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签订协议，并分别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协商。
（二）纠纷各方县、市级人民政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签订协议，并分别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请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
（三）纠纷各方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省级人民政府，由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签订协议，并报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分别报省级人民政府协商，或报请流域管理机构调处。
（四）纠纷各方省级人民政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签订协议；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纠纷各方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应当就协商中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签字予以确认，并就协商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及时报请水利部或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处理。其中报请流域管理机构处理的水事纠纷，由流域管理机构组织有关各方协商，协商一致的，签订协议；协商不成的，由流域管理机构提出处理意见。
（五）纠纷各方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流域管理机构提出的处理意见无异议的，应当遵照执行；有异议的，可以报请水利部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由水利部报请国务院裁决。
按照前款规定，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协议的，纠纷各方应遵照执行。
第十六条 国务院交办水利部处理的省际水事纠纷，由水利部组织纠纷各方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水利部提出处理意见，报请国务院裁决。
第十七条 发生下列重大省际水事纠纷时，纠纷各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报告水利部、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和同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并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和处置：
（一）由省际水事纠纷引发的较大规模群体事件；
（二）在省际边界地区发生的以爆炸等方式破坏水利工程设施的事件；
（三）其它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或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影响的省际水事纠纷。
第十八条 省际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纠纷各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达成协议或者水利部、流域管理机构批准，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
第十九条 水利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处理省际水事纠纷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制定应急预案，及时防止事态扩大，并有权采取临时处置措施，有关各方必须服从。
第五章 执行与监督
第二十条 国务院关于省际水事纠纷裁决、水利部或流域管理机构关于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
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市、县对落实上述处理意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要报水利部或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一条 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国务院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裁决和水利部有关省际水事纠纷的处理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
第二十二条 发生省际水事纠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拒不执行国务院关于省际水事纠纷的裁决和水利部关于省际水事纠纷处理意见的；
（二）在省际水事纠纷解决之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未经水利部、流域管理机构批准，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的；
（三）组织和支持制造水事纠纷的。
第二十三条 在省际水事纠纷发生及其处理过程中煽动闹事、结伙斗殴、抢夺或者损害公私财物、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