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村级一事一议筹资投劳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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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客户的保护义务研究

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营业部 蓝翔



商业银行作为货币的聚散地，成为高风险的聚集区，吸引着无数不法分子的邪恶眼光。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人身、财产安全遭受不乏侵害的案例屡屡发生，客户的损失因侵害人的逃逸或挥霍而无法从直接侵害人处得到赔偿，客户转而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银行是否承担责任成为理论与实践中有较大争议的问题，笔者就银行如何对抗客户的请求作简要分析。
一、客户请求权分析
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被抢（含抢劫和抢夺）案件，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客户进入营业场所但要约未送达银行被侵害，即客户在填写有关凭证、清点现金，欲与银行订立、变更、终止存款合同时被抢；二是客户在与银行订立、变更、终止存款合同时被侵害；三是客户在银行订立、变更、终止存款合同后尚未走出营业场所前被侵害。认为银行应承担责任有如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银行在合同法上负有保护义务
这种观点认为，银行与客户的存取款合同订立和履行中，客户填写有关凭证为要约，将凭证交给银行时，要约因送达发生效力，银行工作人员办理存取款手续为承诺，其交还存折（卡）及交付所取款项后，该合同关系即告结束。银行负有与上述三种基本类型对应的先合同保护义务、履行中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不论客户在任何阶段被侵害，银行都违反了合同法的保护义务。
先合同义务是在合同订立前，当事人进入特定场所准备进入磋商或正在进行磋商时，双方已从一般人之间的消极关系进入了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积极关系中，此时虽尚未成立合同关系，但双方基于缔约接触而产生了特殊的信赖关系，双方也因此而负有相应的义务。客户进入银行后进行交易前，客户遭受侵害时，银行应否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关键在于银行是否对客户负有先合同义务及银行是否存在过错两个方面判断。银行作为货币的交易场所，遭受侵害风险相对较高，银行对进入银行后的人身、财产安全，赋予银行保护义务较为合理。判断银行是否存在过错主要看损害的发生是否因为银行设施自身瑕疵所致，银行是否达到主管机关所要求的安全保护标准，银行在执行这些标准规定时是否存在疏忽、纰漏，同时还应考查同类银行通常采取防护手段、措施和方法，以及银行在在客户发生损害时的处置措施是否妥当。如银行对上述问题持否定态度，应认定银行有过错。
履行中附随义务是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2款的规定概括的，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义务主给付义务确定后，附随义务方可随之存在。客户在银行履行存取款合同过程中，银行不仅负有办理存取款手续、收取或支付款的主给付义务，因交易是在银行进行，银行还负有保护客户在交易过程中的人身、财产安全的附随保护义务。《合同法》对违约责任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只要银行不履行附随或履行附随不符合约定，又没有免责事由的，就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法》第92条规定了后合同义务，在合同关系结束后，当事人仍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持给付的效果或协助相对人处理善后事宜。后合同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与先合同义务不存在本质差异，应类推适用。银行在交付款项后，虽然款项的所有权已经转移，交易已结束，但按后合同义务违反规则，在客观方面，银行负有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在主观方面，只要银行没有达到大多数银行的防范标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银行主观上有过错。
（二）、侵权法上的保护义务
客户在银行被侵害，银行是不作为侵权。因法律的规定或职务上、业务上的要求或先前行为导致负有特定保护义务的当事人，未尽保护义务，如主观上有过错的，就应承担不作为侵权责任。银行是否承担责任主要在于银行是否负有保护客户的法定义务及银行是否存在主观过错。我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这两部法律是银行负有保护义务的法律依据，客户在营业场所遭受侵害，银行就违反了法定义务。１９９６年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公安机关与金融单位联网报警管理规定》中规定了“营业网点大厅要配备专职保安人员守卫巡视”，只要案发时没有保安守卫巡视，银行更应承担责任。
二、银行抗辩权分析
无论是合同法上的保护义务，还是侵权法上的保护义务，最为关键的是银行是否负有保护客户的法定义务及保护范围、银行的设施是否足以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银行是否有过错。目前，规范我行保安状况的法规主要有《银行营业场所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的规定》、《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关于基层金融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暂行规定》、《关于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金融保卫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公安机关与金融单位联网报警管理规定》、《国有企业治安保卫工作暂行规定》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文件。只要银行的保卫措施、防护标准和级别符合上述规定的，就应认定为银行已履行了法定的保护义务。
客户损害的发生，是由不法侵害人造成的，而非银行违反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所致，对突发性犯罪行为，银行难以预料和防范，根据罪责自负原则，对犯罪分子造成的危害后果，应由犯罪分子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对银行的保护义务不能随意扩张，银行不是侵害人，与客户所遭受的损害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那种认为银行应按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责任的观点，扩大了银行可控风险的范围，不适当地加重了银行责任，导致了银行与客户在利益上严重失衡，也缺乏法理支持。我们不能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机关有保护人民合法利益而推论出任何人被侵害后都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予以赔偿。
银行服务过程中间的抢劫行为已经是一种刑事犯罪，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它越出了银行正常的经济服务的范围，很多国家把这样的行为理论上称“准罪事”行为。就像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害，我们把它叫做不可抗力。那么把它称为不可抗力的时候，它就成为法定的免责条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银行就不再承担，它也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并未赋予商业银行对其营业场所范围内的客户人身、财产的保护义务，而仅是赋予商业银行保护存款人存款安全、到期支付存款和利息等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不能延伸到存款之外的营业场所客户人身、财产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所规定的保护义务，也只能限定在经营者提供的场所、设施及商品、服务本身是否损害了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应将第三人在经营场所所致消费者损害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在客户与银行的关系中，银行为提供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客户则为消费者，商业银行在提供服务时即有保护客户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主要指其提供的服务本身及场所设施不侵害客户的人身、财产安全。《商业银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赋予银行具有保护其营业场所内客户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
客户在银行遭受第三人的侵害，银行与加害人之间不形成共同侵权，加害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只有在无法确认加害人或加害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才能有对受害人的人身、财产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且具有过错的银行承担补充侵权责任。
但是，法院一般会从保护弱者利益出发，认为银行的设立是不可控制风险的主要来源，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遭受损害的，银行虽无过错，但也应根据公平原则，给予客户适当补偿。
公安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的通知在性质上属于主管部门发布的行政法规，是为相对人设定的行政法律义务。即使相对人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它应该承担的也只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也找不到在银行没有配备保安人员以及未设置监视报警装置的情况下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民事法律依据。
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市场主体，它和客户一样都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既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同时也要平等地履行法律义务。法院在解决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纠纷时，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处理结果必须建立在合法公正的基础上。在注重保护客户利益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甚至牺牲银行的合法权利。
三、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分析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经营者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有保障安全义务，当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遭到侵害，而银行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银行将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该解释规定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经营者或者组织者对相关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一是《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积极实施侵害行为为法律所禁止，消极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该规定是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法律依据。近年来，审判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在宾馆、酒店、银行、寄宿学校等杀人越货的案件。从这些案件发生的原因看，经营者在安全保障上存在的问题，正是这些单位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有的赔偿权利人在向犯罪分子索赔不能而要求经营者赔偿时，经营者往往以没有实施侵害行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为由进行抗辩。按照该解释的规定，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人，负有对相关公众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和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从而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范围和责任界限，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商品、服务领域在安全保障方面加强管理，以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体现对人的关照和尊重，而且也有利于合理分配损害，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不仅在经营活动中，在其他具有公众参与或者具有广泛社会接触的活动中，管理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都应关注其活动范围内的安全保障问题，对他人的人身安全给予必要的关照和保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不忍人之心，人才有不忍之心；为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才能人人都有安全保障。传统的民法理论孤立地看待“自然人”，把民事主体想象成荒岛上的鲁滨逊，忽视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相互依存关系，未能就社会活动的安全保障义务提供理论依据。司法解释的制定，以我国现行法律为依据，吸收了现代民法理论的研究成果，明确规定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对相关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司法解释的规定，突出体现了现代司法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也体现了司法为民的要求。
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经营者的直接责任。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经营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理依据，在于经营者违反应当积极作为的安全保障义务，使本来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损害得以发生或者扩大，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几率；因此经营者应当为受害人向直接侵权人求偿不能承担风险责任。让无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济，而让那些侵害他人或者无视他人安全的人承担责任和风险，符合司法正义的理念。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解决审判实践中的众多新类型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使银行的业务经营中可能遇到的侵权纠纷更难胜诉。
四、防范措施
为避免客户银行营业场所受第三人侵害,首先，银行应保持设施符合有关安全防卫标准,对于业务量大、风险高的营业场所，应聘请保安公司负责安全保卫，将风险防范由保安公司承担；其次，银行应合理提醒客户谨防被侵害事件的发生履行危险告知义务，减轻自己的责任；再次，按照风险转移的相关规定，款项风险自交付时起转移，银行一定要亲自将款项交付取款人，防止不法侵害人在款项尚未交付、风险尚未转移时将款项夺走。


中国传统法制对当代社会父权的影响

张旭灿


内容提要：中国法制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制度构建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维护父权的制度体系对现代社会中父权的影响深远，本文试从中国法制关于父权的发展过程来解析现代父权的种种现象和对父权这一中国特色制度的前途做一探讨。
关键字：父权 法制传统 婚姻 继承
中国的传统礼法观念中强调义务本位，正所谓亲亲，尊尊。作为子女似乎对父母只有逆来顺受的分，何谈权利。法律制度中集中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种种看法与做法，而能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必将在现实中有影响力。法制观念的变化往往是较为缓慢的。了解中国法制的演变过程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存在儿女状告父母引起社会争议这一在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历代家庭法制简介
此处所指的法是广义的法，它包含民间法的内容。在原始社会中并未出现私有制时并无家庭形式，便无从谈起子女权利。在中国国家文明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本文就以曾宪义老先生的划分体例将中国的法制依发展时期风格特色等粗略标准来划分。中国法制历史大致可分为早期法制，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近现代法制三大部分。[1]
1、 中国早期法制（习惯法时代）
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制，其主要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
夏王朝的建立统治者便将古代的习惯法作为治国的根本进行推行来完善自己的统治体制。到了商朝经历了从“兄终弟及”制即“兄死弟继，无弟子继，弟死兄子继的制度。说明第一代继承人是弟，这主要是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护，弟比兄子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但由于经常会引发社会争斗，所以更改为“嫡长子继承制”。从此嫡长子成为继承政治权力和物质财产的合体。到西周时期沿袭了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之子为嫡系，其他为庶出，正妻及其所生子女有明显的不同地位。西周进一步完善了礼治，出现了“周公制礼”的情况。礼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孝”，
礼中的核心是“亲亲”尊尊。西周时期还出现了明文的“不孝”罪，被认为是很严重的罪行，《尚书》中记载周公曾经告戒康叔说：“元恶大敦，引为不孝不友”要“刑兹无赦”。西周时期对告诉权中规定“父子不得相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不孝动摇了家族政治的根本，也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当然要大力惩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诗经》中“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宗法制下婚姻决非男女当事人之事，未经父母家长同意而行婚姻之事谓之“淫奔”是不为礼法所容。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掌握在父母手中。七出三不去是对父权的典型反映，作为西周婚姻制度主要体现的六礼制度也沿袭到后代，对汉唐，明清制度有广泛的影响。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大动荡时期，礼治开始衰落，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家族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
2、 战国以后的封建法制时期
秦朝时出现了“破坏婚姻家庭罪”其中包括了‘擅杀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尊幼殴尊长’秦简《法律问答》中“擅杀子，黥为城旦舂”秦律中对继承人的确定有法定继承人和指定继承人两种，秦律中限制了子告父母的权利，把子告父母定为“非公室告”司法机关不得受理。到了汉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更进一步强化了家庭观念，汉律仍以七出三不去为弃妻的主要原则，西汉由于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妇女在公婆少不欢欣的条件下，便可以强迫夫妻离弃，古乐府中《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妻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例，汉律中有不孝罪依法，无论什么情况下殴打父母皆处死刑，殴死父母到枭首，杀父母以论处腰斩，甚至居父母丧，司与人通奸着也处死刑。汉为推行孝道，提倡同居共财，即不与父母祖父母分居析财。继承法中两汉规定爵位的继承，基本沿袭嫡长子继承制，非子，非正没有爵位的继承权，关于财产继承，主要是土地和其他财产，汉代开始出现诸子均分财产的情况，庶子女儿都有财产权。三国两晋南北朝在继承上严格惟有嫡长子有继承权，服制定罪是其一大特色，尊长杀伤卑幼关系越近则定罪越轻反之则越重，但幼犯尊长则正好相反，重罪十条中出现了不孝罪，隋朝把不孝进一步放到了“十恶”中。
盛唐时期《户婚律》中极力维护封建婚姻家庭的制度，首先法律确认了封建买卖婚姻的合法性，家长有主婚权，卑幼不依家长私定婚姻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在家庭生活方面，唐代法律赋予家长极大的支配权，家长拥有教育惩戒子女的各项权利，子女有非礼行动，家长可以动用家法惩戒，严重者还可以送交官府处以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财产一应有家长支配，子孙如果另立户口私存资财要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罚适用上亲属相犯，同罪异罚。宋辽金元并未有所发展，明代基本沿用上朝，在继承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在财产继承上明律规定“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
3、 近现代时期
清朝末年修律过程中出现了法理派与礼教派的斗争。“子孙违反教令”是传统法制中一条针对子孙卑幼的不听教令的弹性很大的条款，只要子孙违背了尊长教令即可成为罪名，随唐以后各代法律都有此条，赋予违反父母尊长的子孙以惩罚。还有“送惩权”对于多次触犯父母尊长者，尊长可以直接要求官府发遣，法理派则认为这是教育问题无关法律。天下父母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最多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忍’只有忍受之理，断无防范之说，但法理派则提出“正当防卫之说”和“父杀子，君主治之以不慈之罪”之假想，以拉近中国法制与西方法制之距离，势必会受到当时传统势力的打击而被迫流产。到了民国时期，民法典中规定废止旧法中长期沿用的宗祧制度，子女对遗产的继承权改变过去那种有男子独占的局面，采用平等的继承制度，婚姻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定订，但司法院的解释还公然承认买卖婚姻的合法性。确认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家长制。父母得于必要范围内惩戒子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才从立法上彻底废除了家长集权制。
二、中国传统法律关于父权的特点
1、婚姻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必备要件。而男女家长对于解除婚姻也有操纵权。在经历了夏商的婚姻制度酝酿期后在西周形成了婚姻六礼，‘七出三不去’等固定形式，发展到汉代以后由于受到儒家法文化的影响，公婆对子的休妻权更是膨胀，父母的主婚权从一经成立便牢不可破，真可谓历尽沧桑，越挫越勇。发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打捞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工具。父母的主婚权成了悲剧的罪魁祸首。有些人经常自以为豪的说中国几千年文化从未中断，殊不知如此顽固的文化中的糟粕也是生命力很完全的。在当代社会边缘地区还仍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情况，虽不如以前厉害，但这种观念很容易导致失败的婚姻，从婚姻中的不到幸福。
2、在继承方面经历了嫡长子继承制之后，逐渐过度到诸子均分。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由于考虑到嫡长子接触社会较早，由他继承可以更好的发挥财产的作用，对财产的均分虽也出现过女儿有继承权的情况但转瞬即逝，整体是以男子继承为主，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妇女主动放弃继承权的现象，因为虽然古代的这种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由于他的长期的的存在在过去的时空中，使自己已经内化为人们的心中，在没有一个长期的变化的情况下，他将以‘民间法’的形式发挥作用。
3关于子女诉父母的权利，在西周时期就被排斥在子女的诉权，把西周时期子女伤害父母的罪定为不孝罪，刑兹无赦，大力惩处。在秦朝虽也曾出现过禁止善杀子，但对于其处罚力度是很小的，到隋唐时期不孝被列为“十恶”。尊长犯幼越近越轻，而幼犯尊长越近越重。在日常生活中家长有对子女用家法的权利，到清代末期随着西方法制思想的传入，法理派提出了正当防卫等与封建礼教严重相违背的立法举措，反映了东西方法制文化的冲突。时至今日父母在教育教育子女时也经常是棍棒相加，曰之‘子不打不成材，玉不磨不成器’。在此等领域我国法也尚未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对其予以严格限制。只要打的不中也无人管。
三、对于传统法制的一些思考
上面对我国历代法制中关于子女权利的考察发现了在现代法制中与之不同之处。及二者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我们不能以封建之糟粕简单的给予否定。这种制度的存在有其极为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我们在解读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存在的即是有根据的。在我们解读前人的历史时，也该想一想后人如何解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当代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从自己的价值去品评历史是欠缺公正的。但笔者仍想谈几点浅见。
在任何时代他的制度设计都要遵循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中国古代之追求大价值乃一“稳”字，所有制度的设计都是遵循这一价值理念来设计的。家族是国家的浓缩，家族中一定秩序的维护要求确定一个权威，便是父！正如商鞅所言，“一兔走，百人逐之，何也？名分未定也！”在大家庭中要想保持稳定也要确定名分，名分定则无人乱！但想到这不禁感慨为什么我们想到的是确立等级秩序，而西方却想到的是确定平等权利呢？这可能是源于东西方不同的世界观所至吧。
在我国历来缺乏权利对抗观念，自然在制度中也是缺乏，所以导致了在与父权对峙的过程中没有相关权利的产生。但温情的家族观念使这一态势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但无疑我们这种制度相对与西方是落后的。中国将重心放在了防“受治者”之恶而不是防“治者”之恶。[2]西方在为我们的学习中打开了一扇窗户的同时也局限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应当把精力集中在为什么中国没这个，为什么中国没哪个，而是应当意识到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以足够的主体精神建设性的提炼，融合或转化我们的文化中的权利要素。[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我们的“父权制度”由于失去了他的文化土壤，政治制度土壤，经济土壤，正在以即快的速度土崩瓦解。一个保护子女权利的全新制度体系正在悄然无声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1]《中国法制史》 曾宪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2]《中国民权哲学》 夏勇 三联出版社
3、[3]〈超越比力牛斯山〉 贺卫方 法律出版社

（注：古文资料皆选自教科书〈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